【院友风采】公婷：素履之往，吾道长悠

公婷，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系客座教授，复旦大学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1983届本科生、1985届硕士生，美国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1992届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廉政建设、公共治理、政府制度，是国际学术界第一本关于中国腐败研究的英文专著的作者。最近的著作包括与Ian Scott教授合著的Corruption Prevention and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一书，该书中文版（《直面挑战——香港反腐之路》）亦已出版。曾在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的中外期刊上发表百余篇论文，目前担任The China Quarterly, Governance,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Policy and Politics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的编委，并担任Global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全球公共政策与治理》）的副主编。她也是内地多所著名高校廉政研究机构学术委员会委员和评审，曾多次获得香港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GRF）和香港廉政公署的研究项目资助。

良师益友，学海行舟

1990年，公婷在上海师范大学拜访王邦佐校长

公婷的话语中有一种令人动容的热忱和坚定，这不仅是源自她身为学者的岁月积淀，更是来源于她始终如一对知识的渴求。她回忆自己在青少年时代求知若渴，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1979年夏，全国高考恢复的第三年，她以优异的成绩冲出重围，进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

公婷把选择国际政治系形容为“祛魅”的过程。彼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思潮涌动、举措迭出，国家正大步迈向国际化环境当中。改革什么，开放什么？“政治”和“国际”这两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深深吸引了公婷。此外，她还提到，当年的国际政治系只招40个人，颇有“精英教育”的神圣和神秘之感。真正进入系里后，最初那份“捅破窗户纸”的懵懂好奇逐渐褪去，转变为徜徉学海的不骄不躁，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融洽的师生关系也让她终生难忘。

百丈之台，起于垒土。在复旦攻读本科和硕士阶段，公婷打下了良好的基本功，为她日后海外求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她接受了大量比较政治领域的文献知识和外语训练；另一方面，她的科研能力和写作表达能力得到显著提高。“我在攻读硕士期间曾到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参加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一个比较政治研究项目。此外，在学期间也参与翻译了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它是比较政治学的经典教材。所以后来有年轻的学者朋友和我讲：‘公老师，我早就在课本里认识您了。’”

积极进取，思想解放，这是公婷对80年代初复旦国际政治系的评价。系里创造条件让学生接触文献资料和外刊外教，课堂上充满学术氛围，师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公婷特别感激自己的硕士生导师曹沛霖老师，称他为“比较政治学的带头人”，自己的“学术领路人”。“我和同学去曹老师家里做客，那时候还没有电脑，他办公桌上叠着厚厚的文格纸，写的密密麻麻的文稿；他与我们聊学术、聊生活，无所不谈，没有一点架子。”曹沛霖老师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思维方式，也潜移默化到公婷的学者生涯当中。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王邦佐老师也让公婷追忆至今。“王邦佐老师看问题非常敏锐，能一语中的，为年轻人指点迷津。”毕业之后究竟是从政、出国深造、还是到机关工作，曾让年轻的公婷十分纠结。她经常去问王老师关于自己人生道路的问题，而王老师也帮助她分析选择的利弊，但不替她做选择，而是尊重她自己的意愿。最终，公婷选择出国深造，王邦佐老师也十分支持，帮助她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手续流程，让她得以在硕士第二年年底就提前答辩毕业，出国攻读博士。此后的学术道路上，她一直与王老师保持联系，每次交谈后都受益匪浅。

此外，公婷也谈到系里许多老师对她的关心和帮助，比如本科期间的班主任朱文忠老师和周理老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学术道路之始都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勇和寂寞，而老师与前辈的言传身教则成为前行路上的长明灯，使人不惮于前驱，破浪而行。

贯通中西，卓越为公

公婷应邀参加深圳市纪检委、监察委、深圳大学联合召开的廉政会议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深。来到美国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公婷也依然关注中国的变化发展和现实问题；事实上，正是在博士论文定题时期，她第一次回国，才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1990年，留学后的公婷第一次回国，观察到改革开放带来了令人振奋的社会变化，也发现旧的社会问题被裹挟在新的社会问题中出现，这一问题就是腐败。大至国家治理难题，小至出租车司机的抱怨与不满，腐败问题具有严重性，而当时这一领域的研究又十分有限；同时，腐败研究又具有争议性，既往文献角度各异，不成系统。腐败究竟是个人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它的社会影响是怎样的？为什么腐败如此严重，成功治理腐败的实例却不多？公婷关注到了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最终定题中国腐败研究。

90年代初的中国腐败研究面临国内外的双重困境：国外学者受到语言和资料的限制，很难深入其中切中肯綮；而国内尽管兴起了反贪浪潮、资料不少，但还是以案例为主，缺乏理论分析。公婷在资料收集方面得到了老师、同学和朋友的帮助。当时系里王沪宁教授正在撰写《反腐败——中国的实验》一书，交流中也得到很多启发。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公婷最终成功完成博士论文，并出版国际学术界第一本关于中国腐败研究的英文专著——Politics of Corrup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 Analysis of Policy Outcomes。

行远自弥，笃行不怠。此后，公婷在腐败治理领域不断求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并发表大量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她对腐败问题的看法也更加深入、丰富和全面。“腐败的危害性非常大，对政府、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生态都会有负面影响，必须要加大治理力度，然而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腐败治理的成功案例非常少。”基于对香港地区廉洁治理经验的研究，公婷总结了反腐败成功的三个因素：第一是多维度治理，治理策略要多元；第二是全方位参与，要结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措施；第三则是深层次预防，治理腐败重在预防，要关注“存量”问题，更要解决“增量”问题。

公婷注意到，我国的腐败治理和廉政建设发展至今，具有长足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腐败策略在不断优化；惩治力度非常之大，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威慑力很足；同时，制度建设也在有序进行，治标也治本，才能有效防止腐败。”公婷认为，反腐败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在制度建设继续完善的同时，更要在社会层面多做工作，努力提升社会信任、让社会在腐败问题上凝聚共识、降低容忍度、提高社会反腐行动的参与度。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随着国内廉政建设大环境的改善，腐败治理问题越来越不敏感，不少司法案例也在网络上公开；有更多同行之间的互相帮助，腐败治理这一领域的研究会越来越多，越做越好。”公婷对未来学术界的腐败研究和现实中的腐败治理持积极态度，“卓越为公”的院系精神也在她对研究领域的坚守中不断体现。

潜精研思，润物无声         

“作为高校教师，旨在以教育教学奉献家乡和国家；投身到市场经济之中，立志以实业奉献社会和国家；再后来返乡创业，锐意以教育事业奉献家乡和国家。”不论何时，陈强虎始终受复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风影响，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创令人尊敬的学校”为目标，努力成为中国民办教育的开拓者、引领者。

在美执教多年后，公婷回国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系，同时担任复旦大学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她时常回国务学院和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交流和讲学，尽己所学，回馈母校，也非常感谢每次回校受到的盛情款待。居易行俭，从其所好，顺生佚老。从进入复旦的第一天到现在，从求学到育人，公婷身上不变的，是对知识的渴求。“对于学者来说，广阔的知识面和精深的专业知识都非常重要，而积累知识和传播知识就是学者的责任。”她强调，学术不仅仅是著书立说，学术研究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一旦选择就成为终生不变的信条。

近年，公婷围绕香港廉政建设与Ian Scott教授合作出版了Corruption Prevention and Governance in Hong Kong（《直面挑战——香港反腐之路》）一书，敏锐地捕捉着现实问题，并对问题做出思考与回应。这也是公婷对学生学习和研究提出的建议，在她来看，社会科学应该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多读书多思考，批判性地接受学者们的不同看法，不轻易下结论。她也强调了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掌握了研究工具，才能证明你的观点，证明你如何得出你的观点；对各种研究方法都有所了解，才能与已有的文献进行对话。”

“不高调，不浮夸，不敷衍”，这是公婷对学生的嘱托与期望。她理解年轻一代的焦虑与迷茫，宽慰道“不必妄自菲薄，人生道路各有各的走法，选定一条路就坚定地走下去。”“我和我的学生讲，写文章要把它当成艺术品，一丝不苟精雕细琢，才会有成就感。”热爱与激情，认真严谨与磨砺心志，二者如同天平的两端，成为她多年求学治学路上“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制胜法宝。

一百多年前，韦伯在《以学术为业》演讲中说道：“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了操纵他的生命之弦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其实是质朴而简单的。”公婷调侃自己“不再年轻”，而事实上，她怀抱着纯粹的热情接受着学术的感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