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年起，《复旦国际研究评论》将有新的定位。原刊名《复旦国际关系评论》在一定时间后不再使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中国的国际研究在基本上是史学和外交政策研究为主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2000年大致是一个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的，大规模介绍、吸收、和引进西方的各个主要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时段。而2000-2010这十年则是一个开始逐渐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试图诠释/解决中国面临的日益多元的问题并且在批判性吸收的基础上开始寻求一定创新的时段。随着中国参与的国际事务越来越广泛，如今中国的国际研究的研究课题日益广泛，学术流派日益纷杂，研究方法也日益多元。
以此观之，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国际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这些积累，尽管仍然有许多值得期待的地方，是我们未来进步的必不可少的基础。而中国的国际研究如果要进步，中国学者就必须对这些积累作批判性的和建设性的回顾。在这些积累和批判的基础上，我们也必须提出新的问题，开拓新的领域，做出更好的研究，从而为中国的继续成长尽到我们学者应尽的职责。
因此，中国的国际研究到了需要有一份主要用来发表对学科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的综合性评论文章（review article）的刊物。《复旦国际研究评论》就是为了满足这一需要的杂志。
《复旦国际研究评论》希望能够为成就中国拥有更加繁荣和逐渐走向世界领先的国际研究而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复旦国际研究评论》2010年第1期共分为三个板块：评论论文板块收录五篇分析性评论论文；原著选译板块是唐世平的英文新著《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第五章《相互战略保证：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合作构建理论》；在书评板块张锋通过《天下体系：一个中国式乌托邦中的世界秩序》一文点评了赵汀阳有关“天下体系”研究的《天下体系》和《坏世界研究》两部著作。
评论论文
在对外危机决策中，国家可选择多种影响力手段，而武力使用是不确定性较高的风险手段。尹继武《中国对外危机决策中的武力使用：一项研究议程》一文试图回答影响中国危机决策中对武力使用风险的接受的相关因素。在阐述了基于西方理性假定的预期后，本文进一步从社会身份和损失厌恶心理动机层次分析中国为何使用武力而接受风险，并指出了影响中国决策者使用武力的因素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变量。伴随着中国逐渐融入现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其外交的社会化和理性化占据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外危机决策中对于武力使用的风险接受，经历了从不合意风险到合意风险的变迁。探究中国武力风险接受的变化机制，是理解中国对外关系宏观转型的基础。
台湾学者石之瑜和张登及在《以中国为中心的知识社群如何可能？》一文探讨了海外华裔学者社群和中国中心。作者认为华裔学者面对“西方中心”的知识论各自采取不同的回应。其中试图采取“中国中心”立场的学者，却首先因为与其他华裔学者之间存在个人化的认同与观感差异，还没有结成知识同盟。而两岸之间出现“国情”与“
内战”两种史观，也阻碍了华裔学者之间形成“以中国的中心”的对话。不过，好在中国中心的尝试并没有根据西方知识界对“西方中心”的批判为轨迹开展。所以，目前中国中心的难以存在，反而有助于在西方中心之外，思考中国中心的问题。本文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知识社群”
未来有可能会受到一下两个因素的推动而更突出：一是天下观在大陆正在超越国情论；二是西方中心在台湾失去生产性，转而期待某种“中原”意义的再生。两者都有利于中国中心的知识结盟。
人性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回避的棘手问题。鉴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对人性的讨论是零星和不系统的，陈玉聃和唐世平在《国际关系的重新发现人性》一文中通过对中外国际政治学者对人性的讨论进行批判性的回顾，来鼓励我们“重新发现人性”。文章认为必须重新认识人性以及人性在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作用和地位。文章首先定义了人性，并将其和其他几个相关的概念区分开来；继而介绍一个关于人性的新的初步理论；然后回顾西方世界的古典时代对人性的讨论，以及中国学者近期对人性的讨论。最后，他们评论了最近出版的三本英文专著。作者简短的结论认为：所有的国际政治理论都至少隐含着对人性的假定；但其对人性的理解却都是不完整的。一个更加整合的对人性的假定是社会科学进步的必要基础。社会科学理论需要重新发现人性。
冷战结束后，经由经济转型而建设市场经济国家成为一种国际潮流，激进的和渐进的改革推动着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金砖国家”的经济转型，对此各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葛传红在《“金砖国家”经济转型的比较研究：基于文献的分析》一文从“金砖国家”经济转型比较研究的文献出发进行考察，发现目前此领域的研究不仅尚停留在“初级阶段”，而且还处于一种严重失衡的状态，即过多关注“经济逻辑”，而较少研究经济转型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政治逻辑”。作者认为这种不平衡性说明，对“金砖国家”的研究并不全面，许多影响因素尚待分析和发掘。特别是学术界对金砖国家的比较研究刚刚兴起，它对于揭示这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探索未来发展的模式和改革的方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邝艳湘在《经济相互依赖的和平效应：文献述评与展望》一文中回顾了经济相互依赖将如何影响国家间的政治关系这一受到广泛关注同时又富有争议性的话题。作者认为国内外对此进行的相关研究非常丰富，但由于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差异，不同的研究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一些核心问题至今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本文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以期为国内同行研究经济相互依赖的和平效应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
原著选译
刘丰翻译了唐世平的英文新著《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第五章，《相互战略保证：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合作构建理论》。在这一章中，唐世平首先更加严格地界定了相关概念，并厘清相互战略保证与其他几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其次，他指出既有文献中一些重大错误和有待发展的领域；并对相互战略保证努力做了更系统的分类。接下来，唐世平讨论了影响相互战略保证发起、响应和延续的条件和因素。之后，他简要重述了相互战略保证的核心逻辑，并且提供一份实施相互战略保证的简要指南。最后是结语。
书评
张锋通过《天下体系：一个中国式乌托邦中的世界秩序》一文对赵汀阳有关“天下体系”的两部近作《天下体系》和《坏世界研究》进行了点评。文章认为赵汀阳的“天下”是一个高度浓缩的乌托邦概念构建。天下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无外”，其构想的是一个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取得世界和谐与合作的体系，而天下本身的完整性则依靠其内在多样性的和谐来维持；“世界制度”是世界治理的最高政治实体和权威来源。张锋在指出当前存在的不少对赵的误读和误解之后又论述了赵著作的问题，并从他建构和组织论证的方式，其理论本身的优劣，以及其天下乌托邦图景的特点进行评价。文章认为从赵的著作中可以瞥见中国学者渐渐高涨的重思中国国际角色的思想冲动。文章认为赵的研究本身还有不少缺陷，但它至少已经成功地激起了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中国式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