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科 研 简 报
2009年第1期（总第18期）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编2009年5月8日
本 期 要
目
学术讲座
近来，我院邀请国内外学者开展一系列学术讲座，包括反思欧盟扩大化与中国领导体制变革等，具体如下：
１．反思欧盟扩大化
２．中国领导体制变革：从家长制到集体领导
学术报告
4月9日，中国原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龚建忠参赞从自身30多年外交实际工作经验出发，为全校学生作了一场“一位外交官的思考”主题报告，全面讲述了中国外交的特点、对外交官员的要求、中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
5月7日，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大学院地球环境学堂植田教授在复旦大学3109A教室作了以题为“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的环境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的学术报告。
●学术讲座
反思欧盟扩大化
3月18日，来自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Klaus
Segbers教授在5108教室为作了一场题为“反思欧盟扩大”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国务学院与欧洲研究中心政治部主办，讲座由国际政治系陈志敏教授主持。
首先，Segbers教授提纲挈领式地归纳了欧盟所处的一系列新的国际环境，既包括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变化，也涉及国际体系结构与全球治理体制的变动。之后，Segbers教授指出，欧盟所面临的内部优先事务主要在于解决五大危机性议题，包括潜在的分化、里斯本条约、金融危机、合法性等，与此相对应，欧盟需要应对的外部优先事务则主要包括稳定、制度扩展、成员扩大、俄罗斯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弱等。至于欧盟的扩大，Segbers教授提供了一份更为全面的扩大地图，它不仅包含我们通常所论及的扩大进程，而且还将更多的诸如欧洲睦邻政策、欧元区、申根协定，甚至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均纳入了广义的扩大议程。
最后，Segbers教授认为，虽然欧盟的扩大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但无论如何，欧洲一体化走到今天，欧盟扩大到如此的范围和程度，都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实践与范例。另外，围绕着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欧关系，在座师生与Segbers教授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探讨。
据悉，复旦大学与柏林自由大学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办关于全球政治的暑期学校，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联系。今后，双方将会举办更多的学术讲座并提供更多的学术交流。（陈志敏供稿）
中国领导体制变革：从家长制到集体领导
3月27日，国务学院院友、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元博士在复旦大学文科大楼826谈判与表决模拟实验室以“中国领导体制变革：从家长制到集体领导”为题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刘建军教授主持。
王元博士首先从解构中国的“家”与“族”的关系入手，简要探讨个人、家庭、家族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就个人而言，侧重“修身”，形成健全的“身”与“心”；个体上升到“家”的层面，“齐家”的同时处理好“家”与“族”的关系；扩展到社会领域，“治国”的使命要求妥善处理“地方与国家”关系；最后提升到“平天下”的境界，则是致力于“世界大同”、“天下太平”。
具体到中国共产党，根据核心领导人的发挥主导作用的阶段，结合不同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的构成，王元博士认为，可以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大致分为“三代”：第一代，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共产党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成立新中国并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第二代，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引领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改革，引导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结合自己的“划代”情况，王元博士以图表形式考察和分析历“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的构成，以藉此分析和提出中国权力中枢的结构变革：1935-1975年，具有明显的家长制和终身制特征，尤其是毛泽东作为“家长”、周恩来作为“管家”的家庭角色较为明显；1976-1992，从邓小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角色、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作用以及政治局常务委员的情况来看地，具有元老制、終身制和任期制相结合的特点，过渡色彩比较明显；1992年至今，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的权力交接更加规范，家长制、元老制和终身制色彩已经明显淡化，强化集体领导和任期制，家族制度逐渐消亡。
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实行集体领导制度的必然性，至于如何使集体领导制度更加规范运转，实现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接，王元博士认为，需要更多结合家长制、元老制、终身制的历史背景，以及中国的国情，继续探索，也就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多的智慧。（王元供稿）
●学术报告
一位外交官的思考
4月9日，中国原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龚建忠参赞在复旦大学5106教室全校学生作了一场题为“一位外交官的思考”的学术报告。本次报告由陈玉刚副教授主持。
龚建忠从自身30多年外交实际工作经验出发，全面讲述了中国外交的特点、对外交官员的要求、中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龚参赞在报告指出,外交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当前中国外交工作的特点就是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让全体人民受益。外交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有利的外部条件,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
外交官员要以政治家的高度开展外交工作，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处理各项外交事务。一名优秀合格的外交官必须做到绝对忠诚于国家，能吃苦耐劳，掌握过硬本领，具备敏锐洞察力以及严格遵守纪律。龚参赞的报告数据翔实，旁征博引，形象生动，博得在场学生的阵阵掌声，加深了学生对中国外交及外交官的认识与了解。（陈玉刚供稿）
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的环境经济学和公共政策
5月7日，应国务学院邀请，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大学院地球环境学堂植田教授在复旦大学3109A教室作了以题为“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的环境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的学术报告。本次报告由陈云副教授主持和翻译。
植田教授以自我介绍为引子，通过讲述自己的求学经历，简要介绍了日本的环境经济学和环境公共政策的发展历史。植田教授大学时的专业与“环境”并无直接关系，而当时日本的大学也并没有专门设置环境类的专业；但是，战后的日本在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同时，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爆发出了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有危机意识的日本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起环境问题。在这批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的带动下，自下而上，从基层社会到整个国家，都开始认识到了环境问题对于保持日本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日本环境经济学和环境公共政策的发展与现实紧密相连。当时日本的工业发展，特别是矿业和有色金属加工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特别是周边的农业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引发了当地农民和居民此起彼伏的抗议浪潮，甚至于出现了更为极端的抗议方式。二战之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造使得政府必须直面民众的呼声，于是，在持续的反对环境公害的压力下，环境问题开始从单纯的技术层面进入政治层面，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被当作一种社会问题来看待。
此后，日本宪法中增补了关于环境问题的相关内容，尤其是《公害防治协定》和《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的出台，奠定了关于环境问题的法律体系的基础。然而，日本治理环境问题的最大亮点则在于建立了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治理机制。二战之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必须直面基层社会的压力，当面对民间越来越高的治理环境问题的呼声时，地方政府为选票计，自然就成为治理环境问题的积极行动者。
日本环境治理的许多创新之处，均来自于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也往往拥有比国家层面更为完善的法律体系、系统的治理措施和有效的治理手段。日本的经验表明，环境问题能否得到足够的重视有赖于它是否能进入国家的政治议程；环境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取决于国家和地方能否在政治方面提供有效的支持；而这均需要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基础。
20世纪六十年代，当环境公害给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转变发展方式的契机。为了解决环境问题，政府鼓励和支持企业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污染排放，这直接推动了日本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关于环境问题的法律体系和制度的不断完善，使得企业开展了从生产技术到经营、管理和组织的全面革新，增强了企业的竞争了和适应能力。
环境问题必须得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的重视。日本六十年代的环境公害一直影响至今，一些由环境污染引发的疾病仍然威胁着当地居民的健康。因此，中国应当从其他国家的发展中吸取教训，对发展有更新、更深刻和更全面的认识。环境问题应当被纳入发展视野，环境因素应与经济因素关联起来考虑，成为观察和衡量发展水平与质量的标准。（潘端阳供稿）
编辑： 张超施莹审核： 刘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