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2日晚上六点半，由国务学院研究生团学联举办的“社会科学研究设计系列讲座”第一讲于文科楼615室举行。本次讲座由国务学院何俊志副教授主讲，主题是“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定量方法”，由国务学院韩福国副教授主持。张骥博士、包刚升博士还有20余名学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何俊志老师在介绍讲座的主要内容之前，首先用一席幽默的开场白打消了在场师生对社会科学定量方法的“恐惧感”。何老师说自己从小对数字也不感兴趣，所以才选择了读文科。但当他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定量方法是一种绕不开的研究技术之后，就下决心要把定量分析学好，最后发现它也并不像原先想象地那么难。何老师表示，由于定量分析方法博大精深，今天的讲座主要着眼于对中国政治的定量研究现状做了个大致的介绍，并给想做定量分析的学生给予一些方法论上的指导。
何老师的讲座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中国学者用定量方法研究中国政治的现状。在考察研究现状之前，何老师首先为“定量研究”确定了三条衡量标准，即采用数据的观测值必须大于30；研究结论必须主要依靠定量分析得出，即“让数据说话”；研究成果必须由中国学者完成，发表在中国的学术刊物上。何老师发现，由于中国政治学界刊物众多，相关成果的标签检索难免挂一漏万。经过斟酌之后，何老师最终选择了《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作为代表性的样本刊物。《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创刊于1995年，它主要以转载其他社会科学刊物上的中国政治研究成果为主，何老师希望借此来勾勒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定量研究现状。
何老师发现，从1996年到2000年，定量分析中国政治的论文数目几乎为零，2001年改版之后，经验研究的数量逐渐增多，但定量研究的数量从整体上看依然徘徊在较低的比例。从1995年到2003年，《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上一共只有76篇定量分析论文，只占总论文数的1.43%，经验研究论文数的5.38%。而做定量研究的学者中，来自高校的只占一半，党校占有21%，剩下的主要是社科院、科学院和政府机构。定量文章的作者数量主要也以1~2人的“孤军奋战”为主，这两者的比例总数超过了85%。而从定量研究关心的问题来看，主要集中在农村和人大两块，何老师认为这和定量分析方法的适应性有关。美国定量研究方法主要适用于对选举政治的研究，而在中国，由于农村和人大选举相对容易定量，所以这两个领域的定量成果也就相应较多。从定量研究的样本规模看，在76篇定量研究论文中，样本数最少的只有40个样本，而最大的样本数却超过了300万个；从定量的研究层次上看，大致上都集中国家级、省级和县的研究。对于定量研究最为关键的数据来源，何老师指出，75%左右的定量数据都来源于作者自己设计的问卷调查，这显示出中国学界对定量数据的共享性较低，而抽样方式也是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各占三分之一，甚至还有14%的定量研究没有说明抽样方式。从研究结论的推论层次上看，超过80%属于描述层次，这也显示定量方法在中国政治的研究中还是主要被当作是一项描述性而非分析性工具。
何老师在讲座的第二部分主要对上述的研究结论做了一个简短的讨论。何老师初步发现，首先，目前定量研究成果数量较少，比例偏低，但总量有上升趋势；其次，定量研究描述多，推论少，但推论性的总量也占有上升趋势；第三，定量研究的单兵作战多，集体合作少，说明定量技术整体比较粗糙，没有高水平的分工合作；第四，定量研究的质量整体差异较大，既有非常严谨完善的作品，也有论文的定量分析部分和结论部分彼此脱节的“假定量研究”混迹其中。何老师认为，以后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定量研究的发展是一个趋势，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政府和民间数据公开程度的提升，以及政治学研究对简约原则的追求，定量研究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何老师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还给大家讲授了定量研究方法的实施议程。第一，何老师希望大家首先要树立基本的定量研究思维，即要“让数据说话”，要从数据到结论，并学会在理论与数据中建立联系。第二，定量研究的操作过程要求我们先把研究问题转化为研究假设，再将研究假设转化为量化假设；随后要在保证信度和效度的基础上尽可能采用随机抽样，从而获得高质量的定量数据；最后要按照不同的变量类型相应选择不同的数据分析模型。最后，何老师提醒我们，保证定量研究质量的关键在于确保定量数据的质量，要防止“garbage in，garbage out”的谬误，还有避免把统计相关性和因果性混为一谈。
何老师的讲座完成后，还回答了一些在场师生在定量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韩福国老师最后为讲座做了最后的总结，整场讲座最后在愉快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
（国务学院 研工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