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2日，中国-北欧安全研究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举行。与会的学者和嘉宾畅谈安全研究。
来自复旦大学的郑宇教授在题为“亚洲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再思考”演讲中指出区域化和地方主义是两个既相互独立又互相影响的过程。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亚洲的地域整合体现了两个独特且复杂的特征。郑宇教授认为一方面是私人部门对区域化有着强大的自下而上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亚洲政府主张的地方主义越来越难以包含非国家利益。区域化和地方主义的分离主要可以归因于区域贸易协定和区域内贸易之间不牢固的关系。而区域化和地方主义的关系，郑宇教授认为主要依靠的是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制度特征。贸易互补时区域化和地方主义能够互相加强，然而贸易竞争时区域化和地方主义会相互背离。
来自和平研究所（Prio）的Stein Tønnesson教授发表了题为《解释东亚和平》的演讲。他回顾道来自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流派的学者们已经对解释东亚为何能在1979年之后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如果我们意识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世界经历了重大的动荡和不安，以及人类自身制造的灾难之后，就更让人觉得东亚的和平难能可贵。他认为现有的大多数的解释都聚焦于国家间战争。他的演讲，回顾了现有的解释理论，并且拓宽了现有的视野，并且将国内战争纳入了其考察范围内。他认为，虽然现有的文献指出了一些令人可信的因素，但是他认为这些文献的解释力不足，尤其是他们没有将不同国家在不同的时间点和环境下进入和平这一情况纳入考虑，这些解释也忽略了人力代理人的作用。他用“发展型和平”来解释东亚的和平，他认为正是因为东亚的各国都致力于发展经济，将“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作为各国的首要目标，而因为经济发展带来的国家能力的提升也使得保障和平成为了可能。这才使得东亚的和平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观。
来自哥本哈根大学的Camilla教授在题为“国家安全还是政体安全？对于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解释”的演讲中，首先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两种对于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解释，进攻性的解释是中国像其他超级大国意义，为了完成其目标，主张领土的扩张；防卫性的解释则是中国面临着外交困境，周边环境充满了不安全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军备竞赛存在的威胁。然而，Camilla教授提出了从新现实主义的角度提出了要从中国国内的情况，从政府结构压力以及经济压力来理解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关注政治合法性和政体的合法性，认为国家力量的崛起需要国内公众的支持，而目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城市化和社会转型，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变化。Camilla教授认为中国领导人面临的困境是提升国家能力和加强国家的控制。要维持这两者之间的平衡非常困难，但是中国的领导人正试图寻找出一种解决的路径。
来自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张家栋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新安全动力：理解和误解》的演讲。他指出，中国的安全策略已经改变了，无论是从目标上讲，环境上讲还是措施上讲，中国的安全策略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针对这一改变的一些理解是正确的，比如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崛起，以及当前国际行为体愈趋复杂和多样。但是有些理解是错误的，比如民族主义的上升，安全困境和中国的扩张主义。中国正在根据其自身对国家利益、国家能力和国际体系的理解调整和提升自身的安全策略。
来自和平研究所的Baev教授在关于“俄罗斯、中国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中地缘政治的互动”的演讲中指出，俄罗斯自从2014年春天以来就发现自己陷入困窘的境地，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也并非像此前设想一样蓬勃发展，此前计划的扩大能源输出也并没有实现。虽然俄罗斯在中东问题上已经有所作为，但是在南海问题上，俄罗斯不愿伤己与越南缔结已久的合作关系，尽管21世纪以来已经相对弱化一些。通过向日本坚持对南千岛群岛领土主权，俄罗斯希望提升自身在东亚的影响力，并且在南海问题上尽可能给予中国更多的支持。
来自复旦大学的沈逸副教授发表了题为《国际法下的主权和网络战争》的演讲。沈教授指出了当前中国可能遇到的网络挑战，比如受到了匿名网络攻击和直接攻击。如果中国政府认为这些网络攻击是战争性质的，那中国政府是否会还击，会在何时还击，是否会还击？同时中国政府也面临了管理其内部网络攻击的挑战。又如何评估自身的网络安全状况，如何评估自身的网络攻击能力？他认为网络攻击的定义首先是有有关于攻击的，是与军事行动有关的。故而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如何避免误判与攻击。中美两国应当尽力避免在网络攻击上的误判，避免相互报复式的威胁和攻击。在当前的语境下，沈教授认为网络安全也是主权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应当更进一步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网络道德行为规范或国际法以保证网络安全。
Gustaaf教授在关于“世界秩序和经济安全：从中欧关系的视角”的主题演讲中，提出在经济危机后，美国、中国、欧洲经济关系中出现的不平等的关系，充满了互相竞争。Gustaaf教授认为影响经济安全的两个主要因素，一是维持经济福利以保持经济活力；另外是通过国家能力来塑造经济环境，以最小化福利流失。中国和欧洲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对维持经济稳定负有共同的责任，都面对运用越来越稀缺的资源来提升社会福利的问题。尽管中国与欧盟是互相独立的经济体，但是问题在于国家福利体系和中欧间不平等的关系，对于经济政策而言变得十分敏感。Gustaaf教授认为主要因素在于双方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也不同，因此，尽管独立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经济关系中的安全因素。
来自鲁尔大学的Bersick教授在“中欧间贸易纠纷中的国内资源和外交期望”的主题演讲中，指出尽管中国与欧盟并不存在领土上的安全威胁，中欧贸易纠纷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合作，尤其是13、14年的贸易纠纷非常严重。针对中国政策新独断主义，Bersick教授运用了角色理论，认为中国在贸易活动中的行为可以通过其国家角色概念来解释，国内和国外的期望共同影响了中国的贸易决策，中国国内情况最终将影响中国政府对中欧关系的政策，而欧盟的期望成为了外在的影响。Bersick教授通过三个案例研究来解释中国在贸易活动中的行为，也印证了此前提出的假设，中国的国家角色行为源于不同利益集团对国内角色的争论，而这也将影响中国在地区以及全球安全秩序的角色。
来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刘丽荣副研究员在“中国对欧盟政策的演变”主题演讲中，指出中国对欧政策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国际策略平衡、欧盟一体化进程、欧盟对华政策、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受两个范式影响，理论范式和实践范式，差别在于前者指终结，而后者指方式。毛泽东时期受冷战思想影响，与外界隔离；邓小平时期强调建立新的政治经济边界，不受外国干预，保持外交政策的独立，强调国家利益；冷战后时期，中欧关系发展迅速。从中国外交策略来看中欧关系，相较于中美、中日、中俄关系，中欧关系相对较弱。一个团结强大的欧洲将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国际行为体，但是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在中国的外交策略中仍旧是较为次要的，反之亦然。
来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简军波副教授发表了题为《东亚与东南亚安全和中欧安全合作？》的演讲。他指出在东亚和东南亚，现有一个多层次的安全结构，主要由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联盟，东盟方式的双边合作，政府间地区论坛（如香格里拉会议）和日本正在谋划的反华军事联盟组成。相应地，这一多层次的安全结构也是建构在多意识形态上的，包括了激进主义、现代主义和传统主义。他指出在这一背景下，欧盟在多边，双边和单边层次下参与了地区的安全议题。对北京来说，欧盟的参与对地区稳定的和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并不具有建设性。但是，中欧在东亚和东南亚安全领域的合作仍然是可能的，因为两者都有意愿去拓宽和加深除了经济领域意外的其他领域的合作。他认为，未来的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合作可鞥拓宽到在安全、反恐、马六甲反海盗的双边对话，也可能拓宽到在多边成眠上的软安全，维和和解除军事禁运等等方面。
来自复旦大学的张骥助理研究员发表了题为《安全共同体与跨境安全管理中的中国角色》的演讲。他指出，近年来，中国正逐渐发展其自身的新安全观，这反映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持续变化以及其对世界看法的持续变化。崛起中的中国，正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来应对地区与国内的挑战，在这一宏大的内政外交战略中，中国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概念，但是在这些概念中缺少了安全共同体。他指出，面对新丝绸之路中国边境线上的安全挑战，我们需要更多的跨境安全治理责任。对中国来说，如何在跨境和地区安全管理中实现新安全观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来自哥本哈根大学的neil教授在安全框架下理解市民社会和社会生活。社会群体的生活模式受到国家对外部格局的认知的影响。比较欧洲和中国在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后不同时期的工人阶级情况：冷战时期欧洲国家意识到保障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的重要性。而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实行的是单位制度，工人职业被称为铁饭碗，工作和生活都得到了很大的保障。1990年代以后，中国发展体现了市场经济的逻辑，劳动力成为了商品。与此同时，出台了世界上最好的劳动保障法，工资增长得到保障。而欧洲则更加强调公共部门的角色，政府、企业、工会之间的合作关系。我们要从人类学和政治学两个视角结合起来理解社会生活模式的变迁。
来自哥本哈根大学的Kristensen研究员认为中国、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崛起国现正在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下得到与日俱增的瞩目。国际关系学科对于崛起国——或者更宽泛意义上的权力转移——的主流话语，侧重从“西方”到“非西方”持续的权力转移及其导致的实质性、制度性的改变。Peter另辟蹊径，从权力/知识转移的视角分析崛起国。从崛起国往往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对象却很少成为研究主体的现象出发，Peter研究了这些所谓的崛起国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发展各自的本土化理论。他进一步审视了物质实力的提升和知识生产的关系。基于与超过100名中国、印度和巴西学者的访谈，他发现就是否存在理论创新而言，三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本土化理论框架的建设，并且兼顾国际关系学科全局和崛起国自身特点。虽然西方理论在三国都有引进（且规模、速度和来源不一），但目前对那些日薄西山的西方强权主推理论的依赖有了更多不满的声音。然而，理论发展绝不仅是伴随西方国家相对衰弱和这些国家物质实力提升导致的知识领域自发产物，或是响应西方既存意识形态的回答。为理解这种创新如何产生，不能忽视各国在理论论辩上表现的不同形式。在中国，理论建设的动力强劲，论辩往往围绕以和平崛起迷思为中心的中国学派，旨在应对美国发起的中国威胁论之说。在印度，虽然普遍存在对“民族本土化”思想和所谓“民族”学派之表述的反感，但理论建设参照中国对丰富哲学和历史遗产的借鉴进行过不少尝试。在巴西，学者们也主张基于巴西问题的本土化理论建设。但由于巴西更多时候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理论分野在假想的“南北架构”下得以塑造。
来自复旦大学的陈玉聃博士做了题为《古希腊和中国的正义战争传统》的演讲。他指出西方知识界对于正义战争理论的研究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以来，正义战争理论也受到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的重视，而国际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就是由于世界大战才应运而生的。正义战争理论可以追溯到奥古斯汀，而体现在古典时期的希腊和中国的正义战争传统却没有被学界充分认识。陈玉聃回顾并比对了正义战争在古典时期的希腊和秦朝以前的中国的正义战争思想。尽管两地存在诸多差异，都发展了基于独立单元行为体和组织规范的国际体系。陈玉聃透过历史和文本研究分析了正义战争理论的演变和发展，基于对古典思想的比较研究，他思考了有关正义战争传统和国际关系伦理的基本问题。因为古希腊没有平等国家之上的世俗权力行为体,所以明确和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规范源于宗教信仰。他们认为正义(dikaios)是至上的美德以及联系国与国之间的纽带，因此动机手段适当的话即便战争也可以是正义的。中国则处于等级制度下，正义(righteous)战争就是高等级的行为体发动对臣属的攻击，因此拥有正当动机和合法性；而同等级的敌对国家彼此无法实践对惩罚叛乱者的征伐。
来自复旦大学的刘永涛教授发表了题为《重构中国安全话语：文化、演化和社会实践》的演讲。刘教授指出，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目睹了其自身（国际）安全话语的重大演变。在重构它们的过程中，中国从其自身的哲学和传统文化中，尤其是从中国儒家学说中，汲取了重要的养分来发展自身的理念。中国历代决策者对中国安全话语的再构建是对变化中的中国与世界的反应，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反应。上海合作组织的实践是中国安全理念的重要体现和例证。
来自复旦大学的潘忠岐教授发表了题为《战略思维及其对国家安全的暗示》的演讲。潘教授指出，在战略背后是战略思维，其指导了一般化的理念，规定了战略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偏好。各国的战略思维都不尽相同，是从本国的历史和文化中衍生出来的，并在长时间内保持稳定与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中国思维中有着自身的特色，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可能是关系。美国人的思维更多的是一般化的合同式的，但是中国是关系思维的。在中国寻求安全的过程中，中国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定义安全，正如习近平的全面安全观，包括了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等。在中国的实践中，关系的理念也体现了这一现象，中国并不将美国定义为对手或认为美国是对其自身安全的威胁。
（供稿：周思勰 肖方宏 解俊 施含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