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的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庆典成功举行

2016年5月14-15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美国普渡大学政治学院和中国政治学评论杂志共同举办了比较政治学的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庆典。来自中国、美国、韩国、欧洲等世界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词，他简要介绍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历史，并欢迎海内外的来宾参与这次会议。中心资助人、陈树渠家族代表陈耀璋先生、陈烛莲女士等嘉宾出席了纪念活动。会议由校外事处副处长、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敬乂嘉教授主持。

会议分为四场专题讨论会。第一场专题讨论会由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Oran Young教授主持。来自普渡大学的Dwayne Woods副教授以《是否有比较政治学的逻辑？》为题进行了演讲。他指出普沃斯基教授曾经以比较政治学的逻辑为话题发表论文，但是Dwayne Woods副教授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分析了当前比较政治学界新积极主义的流派。他认为在美国的比较政治学发展是与美国的霸权的形成有关系的，为美国在其他国家的政治行动服务的，故此，他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比较政治学也会在中国得到长足发展。他简要回顾了行为主义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影响，他认为新积极主义是从行为主义的影响中产生的。他简要回顾了普沃斯基对比较政治学流派的梳理，并总结了比较政治学在科学化方面做出的努力。最后他指出，比较政治学没有自身的科学化的逻辑，只有在各自子方面的案例比较的逻辑努力。他认为比较政治学的重点在于解释为什么研究，研究的重点在哪里，而非在于建立自身的科学化逻辑。

来自复旦大学的王正绪教授以《中国的崛起，比较政治学中的新特点》为题进行了演讲。他在做了很多年的中国观察之后将比较政治与中国结合，在中国内部做相关的观察。他认为可以使用从内向外和从外向内两个不同的视野来观察。他指出许多文献试图解释中国，然而却没有和这个领域直接扣合在一起。而在文献综述的部分，中国共产党的相关研究案例当中1978之前并没有与政治制度分离开来的研究，并没有与政党比较、政党体系的领域切合，这样比较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他认为现在的发展应该更与政党结合，且应该更与中国贴合、理解中国人的想法，例如legitimacy的概念并没有办法直接翻译到中文，实际上在中国更倾向使用合法性的概念，这翻译回英文反而是“legalness”而不是“legitimacy”。在中国，legitimacy的来源更能理解成使用民享、为民的概念来治理，或是“民心”的概念。但是最后他认为中国的实践很难和比较政治当前的理论结合。

第二场专题讨论会由来自多伦多大学的Joseph Wong教授主持。来自天普大学的Sean Yom副教授以《比较政治学和地区特殊性：分析透明度的隐性代价》为题进行了演讲。他指出随着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普及，国际顶级学术机构越来越重视数据可得性和研究透明度（DA-RT），即要求学者发表论文时提供研究所涉及的数据，用以备查，并明确阐述从原始数据得出结论的依据和逻辑过程。他认为这种对DART的重视可以有效避免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草率得出结论，以及对于原始数据的错误分析，并有利于其他学者共享数据，确有其优势。但地区特殊性要求研究者主动去接触那些并不为人所熟知的案例，从中概括出新的分析框架；此时，研究者不能仅仅在表面上满足DA-RT的要求，而是应该通过严谨的逻辑推演和对事实的全面掌握来提出研究假设。如果学者们只是在形式上使自己的研究符合学术规范，在解释个案时仍然会出现各种错误。因此，研究者不能通过不断修改假设和模型，以期使其符合数据结果，而是应该从现实本身出发，思考其背后的因果机制。

来自美利坚大学的赵全胜教授以《比较政治学的困境：以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与外交政策的影响为例》为题进行了演讲。赵全胜教授首先总结了当前比较政治学的三组困境，即西方与东方的矛盾，宏观理论与中层概念化的矛盾，全球化的与个体化的矛盾。西方由于东方的矛盾是指在西方产生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如何在东方适用的问题；宏观理论与中层概念化的矛盾主要指宏观的发展、民主化和宪政主义理论与地区化的和国家层面的理论的矛盾；全球化的与个体化的矛盾主要是指如理性选择主义与个别政治人物的文化背景所产生的影响等矛盾。随后他以儒家学说的影响为例谈了谈以上矛盾的现象。他首先总结了儒家思想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内圣外王学说。然后，他认为中国以此为原则开展了历史上的东亚朝贡体制，并概述了中国人印象中的等级制的国际关系观念。最后，他总结了当前中国主要的中国化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包括了赵汀阳的天下主义、秦亚青的国际关系的关系理论、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

第三场专题讨论会由来自复旦大学的郭苏建教授主持。来自欧柏林大学的Marc Blecher教授以《转变中的比较政治学》为题进行了演讲。他主要讲古巴和中国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比较转型中的中国和刚开始转型的古巴，有几点可以提出来讨论的部分: 比较转型的部份，而不是只比较国家。转型不只影响了国家，还影响了分类。他认为资本主义就像盘旋不去的幽灵一样，在这个问题上跟着打转。旧世界还没死去，新世界也还没真的诞生。他觉得巴灵顿摩尔的书、斯考克波、杭廷顿的书在这个领域都是很早的经典。他指出中国的转型还未完成，而古巴则刚刚开始。他并不知道古巴会往哪个到路走，这是他研究项目的一个主要问题。古巴还没脱离他的过去，也没有完成文化转型，因此在转型的研究上，很多研究中国会有的问题都不适用于古巴，古巴甚至还没有达到国际化的程度。他认为阶级是一个古巴特有的问题，贫富差距也大，有许多超有钱的资产阶级在两个国家都可以看到，而在转型当中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特色是有更多值得去探讨的。最后他指出还可以观察领导人的部分，去观察古巴的领导层怎么影响转型。

来自康奈尔大学的Andrew Little和Thomas Pepinsky副教授以《比较政治学的简单和形式模型》为题进行了演讲。他们首先介绍了国际上知名的政治学期刊的文章中使用的比较方法、定量方法、简单模型、形式模型的情况，同时他们也介绍了相关领域中的博士论文中涉及相关方法的情况。他们介绍道，当今世界中顶尖大学在招募研究人员中，需要候选人有博弈论等相关知识的储备，但是对形式模型的要求并不严格。而学界只有10%左右的智力资源投入到了形式模型的工作中，但是这10%的工作却大大影响了剩下的90%的研究。随后他们介绍了形式模型的特点，主要有数学化、理性选择化和简洁化。他们介绍了理性选择理论的特点，理性选择即与完整的、可传递的偏好的行为选择结果。而简单化，指的是便于理解，便于操作。最后他们提到了如何处理理论模型的简洁化与理论的复杂性之间的平衡关系，他们认为应当使用一种实用主义的原则，以使人便于理解理论为佳。

来自清华大学的庞珣教授以《比较政治学中的定量研究》为题进行了演讲。她认为比较政治和定量研究应该走向互补，以应对各自的挑战。如今，比较政治学正经历着一场方法论革命，随着大数据的普遍应用，传统的分析方法越来越难以处理庞大而复杂的数据信息。大数据不仅意味着体谅庞大，而且相互之间关系复杂，而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则可以借助各种统计模型，得出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可靠结论和因果推断。如今，多学科分析视角的引入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带来了原先比较政治学难以解释的挑战，而随着定量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计量技术本身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针对比较政治学的数据特点形成了一定的方法论基础，而比较政治学也成功地为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她指出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能够帮助比较政治学应对全球化和大数据革命的挑战。

第四场专题讨论会由来自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Gustaaf Geerarts 教授主持。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力教授以《非自由的规制性国家：比较视野下的中国规制性国家建设》为题进行了演讲。他首先介绍了规制性国家的概念，他认为规制性国家是在市场失灵后产生的，国家以一种力量来规制经济活动。但是这一规制性国家却会遇到合法性的危机，即一种民主制度之下的精英主义如何进行活动的问题。随后他以中国为例谈了谈规制性国家的特点。他认为中国采用的一种威权发展主义是符合规制性国家的特征的。他就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为例，描述了国家力量是如何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体制的，同时他特别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精英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他随后又指出，中国的环保部门也是在类似的过程下不断积累权力，慢慢成长的，也反映了中国规制性国家的建设过程。他最后总结了中国的非自由规制性政体的特点：权力不断扩张的规制机制，强制性责任被转移到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负责并在必要时批评他们，不断强调中央政府的英明领导。

来自复旦大学的郭定平教授以《中国政党与国家关系模式的变迁：基于比较的视角》为题进行了演讲。他指出随着政权合法性的转变，中国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典型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在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出现了四种政党国家关系模式，分别为强国家-强政党模式、强国家-弱政党模式、弱国家-强政党模式和弱国家-弱政党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力正在不断提高，而中国共产党和人大之间也发展出了制度化的互动机制。他认为在省级层面，地方人大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通过地方党委和地方人大的互动，有效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同时也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

来自复旦大学的刘春荣副教授以《没有权力分享的冲突解决：中国的维稳政治》为题进行了演讲。他首先提到了中国党建国家体制性能力与威权主义的反弹的问题，他简要介绍了关于中国“维稳”的现有研究，以及通过自由化达到社会稳定的理论研究成果。之后他提到了他的学术思考，关于冲突缓和与战略性选择的想法。他对冲突解决机制进行了类型学的分类，他总结出了交易、强制和合作三种分类，指出了这三类冲突解决方案分别对应了诱导性合规、强迫控制和调解认知转变三种解决机制。他对每个分类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并且举例说明。最后他提到了关于中国没有权力分享机制下的冲突解决方案可能是一种新的解决挑战的合作化工具。

来自华东政法大学的高奇琦教授以《如何评估国家治理：基础、价值和可持续性》为题进行了演讲。他认为国家治理能力主要由基础性要素、价值规范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三部分组成，其中，基础性要素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价值规范包括社会的开放程度、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能力包括经济发展效率、环境保护、创新能力。他认为在评估国家治理能力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案例的选择、数据来源规范性和建立评估模型这三方面，其中，在选择案例时需要考虑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人口规模和数据可得性；数据来源规范性涉及获得数据的渠道、数据收集过程和数据处理方式。他认为在进行国家治理能力评估时，研究者可能会遇到各种类型的数据来源，包括统计年鉴、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报告，以及国际调查机构的分析报告，而科学地解读这些报告中的数据，是保证评估结果客观性的基础。

来自复旦大学的左才博士以《按比例缩小：比较政治学视角下的次国家案例比较与中国政治》为题进行了演讲。她首先提到了自己的研究动机与北京。她认为对于次国家分析的动机来自于去中心化与不团结国家的理论需求。她首先指出当前的研究对于次国家层面的比较研究并不重视。随后她总结了次国家案例比较的方法主要包括了增加观察数量，进行可控比较与使用准确编码。她有指出次国家案例比较有对理论有两大方面的贡献，其一是增强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理解，其二是增强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她还认为比较次国家案例可以增强我们对于政治中地区行为者的行为理解。当然，她也指出了次国家案例比较的不足与缺陷。然后她以中国为例，谈了谈次国家案例比较研究的状况。

由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章奇副教授因为行程原因，未能参会，故而他委托本科生沈轶敏代为发表了题为《权力的标志与中国的专项转移支付》的演讲。他认为传统理论认为在非自由民主国家，资源的分配机制是一个“黑箱”，很多隐性的机制决定着国家的财政经济资源如何配置。他认为非自由民主国家中的政治领导人会通过控制资源配置的结果表现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只有那些对自己表现出足够忠诚度的政治家（省部级官员）才能得到更多的财政资源作为回报。他的研究以1994-2006年之间中国各省市获得的人均专项转移支付为因变量，以各省市领导官员在公开媒体上援引前后两位总书记提出的指导思想的次数作为其表现出的政治忠诚，也作为政治领袖的权力标志，从而考察政治忠诚与专项转移支付之间的关系。他经过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认为，在兼顾地区发展均衡的情况下，领导人会通过有选择性地给予专项转移支付，以表现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CCPDS 周思勰、沈大伟供稿； 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