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3日，由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办的“音乐与中国外交”系列活动迎来了第三场讲座。此次我们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就“音乐与近现代国际政治的演进”这一主题展开分享，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徐以骅教授主持。
冯老师的重点研究领域虽然是俄罗斯，但其兴趣广泛，思维活跃，关注跨领域的学术成就，对世界的政治进程有自己独特的洞见和思考。而结合其冷静、柔和的学术风格，以及对古典音乐的鉴赏品味，冯老在这短短的两个小时内，借着音乐的浸润，为我们勾勒出近现代世界政治的大格局，在人文演进的背景之下，来探寻国际政治演进的心路轨迹。
一、从文化史视角探讨国际政治的前提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如何更加广谱地理解国际政治，这是一个面临的新课题。除了战马驰骋、刀光剑影之外，是否还有着更为多样复杂的历史人文因素参与其间？对这一问题的更为广谱的体验，有利于更为深入地理解国际政治历史发展的复杂轨迹。
另外的一个比较功能性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如何参与国际交流，提高交往的质量与水平，也是我们难以回避的问题。
那么，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是否能够探讨这一问题？有没有先人、或后来者的实践的依据呢？也许，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要证明这个命题可能很难，但至少学界已有不少先例。以音乐为例，音乐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自不必说，事实上，有相当数量可观的、并且是相当有贡献的学者已在涉足这个话题。以研究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问题闻名的批评家、思想家萨义德，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纽约时报》评论版为他开始专栏，由他主笔撰写音乐随笔，而他也表白：经常地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聆听各种音乐作品，以充实和丰富对学术主业的思考；又比如英国左翼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很多年来，是一位爵士和摇滚音乐迷，同时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乐评家。每有余暇，必带同好入乐池赏析，他甚至强调左翼运动与现代音乐发展之不可分离。再往前追溯，马克斯·韦伯等思想家也都留下过非常专业的音乐评论作品，更不必说卢梭、罗曼.罗兰等前辈赏论音乐的名著。可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士，介入对音乐的探讨，并非不可能，而已经是一个开始有所积累的领域了。包括，当代学人当中，特别是不少人文社会科学的年轻学子，表现出在这一领域探讨研究的才情和天分。
如果，把话题稍为展开，上世纪末以来，人文思想研究与国际政治研究之间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态势。哈佛大学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教授的文章，题为《五十年的分离：思想史与国际关系》值得一读。受其启发，冯老师认为，人文社科领域，特别是人文历史思想研究领域的“国际转向”正在出现，而国际政治研究本身也开始向思想与人文研究靠拢。正是两者的相互趋近，为世纪之交国际格局新气象的出现在推波助澜。既然，连古代的人们可以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探索政治、历史、思想间的关联。那么，作为当代人，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仅必要、而且也可能通过逐步积累，深化对于各种人文样式、包括音乐世界与国际政治领域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的认知，为思考当代人类政治活动提供一片新天地。
二、音乐与近现代国际政治演进的关联性
基于上述前提，冯老师提出了他的一个假设，即“近现代国际政治演进，远不仅仅单是一种政治制度和权力关系，它的形成和演进，伴随着整个人文范式的代际变迁。音乐，作为其中重要的要素之一，对于国际政治的演进，起着引导、孕育、诠释、维系、传播、促进发生变化和革命的深刻作用。”
这一假设的提出，并不容易验证，且会存在不少争议。譬如，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是否存在统一的时代精神问题。在这点上，至少两位权威评论家朗格和贡布里希之间是各持己见的。如果仅以西方古典音乐为例，即使是我们常说的巴洛克风格、浪漫主义，也只是后人赋予的标签；即使是同一个作曲家的同一部作品，随着创作环境的改变或是时间的推演，也会产生移情，给出不同的诠释。比如，贝多芬本想把自己的作品向作为“英雄”的拿破仑献礼、但因后来形势急剧变化而改名的《第三交响曲》，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再加上，有些音乐人物本身，在他生命存在的同时期，并没有太过显赫的影响。比如巴赫，只是在圈内人中犹如莫扎特和贝多芬等对之顶礼膜拜。巴赫只是在其身后一百多年，才得享大名。但是，历史证明，他确是一位深刻体现时代精神的大师。可见作品和时代风尚和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还相当复杂，并不是任何标签可以简单加以说清楚的。
谈论争议，不是要我们放弃研究。需要提出两点注意：首先，谈论音乐有很多维度，但我们所关注的领域是有限度的，无法牵扯太多。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共同体验，对于某一历史时段音乐而言，总体上所表达出和感受到的精神和思想内容，这是一个恐怕难以置疑的客观实存；其次，今天我谈论这个命题，所求的不是一个精密论证的统一结论，而只是开个头，尝试去思考国际政治形成过程的动力与环境，把人文精神、音乐美学与现实国际政治关联起来做一种观察，希望能够对其间的复杂关系，取得进一步的认知。
三、对于国际政治系统演进和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关联性的初步思考
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和后期巴洛克代表——巴赫
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有关联的范畴，那就是：均衡
推荐一段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复调结构，渐进反复，给人非常强烈、而不同于其他时代的那种均衡感。巴洛克时代的追求均衡人文范式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现实政治进程中探求平衡的努力，这两者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还是暗中关联呢？
巴赫的出生，虽晚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30年，但巴赫的成就属于他的整个时代。他的家族谱系中不乏音乐之才，能代表那个时代的印迹。纵览巴赫家族的轨迹，在魏玛、德累斯顿等地都停留过。正是这片土地，经历过三十年战争的洗劫，饿殍遍野；也是这片土地，东西南北文化交织、新教天主教频频碰撞。它很容易孕育出博彩众长的作品思想。而其特征，就是融合与平衡。
正如基辛格在最新著作中所强调，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体现着国际政治中的一种新的平衡。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倡导的“均衡（equilibrium）”。这是一种动态的均衡，这与巴赫复调音乐、多种进程互相平衡地行进，给人留下的感觉不谋而合。所以，冯老师提出了关于“人文范式”的假设。他认为，在国际政治推进的过程中，纵然有政治权力斗争、有现实经济利益的冲撞，但必然也存在某种相应精神上的力量，以一种新的范式的出现，支撑着显示国际政治中的深刻变迁。比如，巴赫的音乐，非常可能是呵护并支持着新诞生的威斯特法利亚进程的精神背景之一。
维也纳体系与维也纳乐派——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
如果说，17世纪中叶威斯特法利亚时期的国际演进与人文—音乐的关联性在于“均衡”，那么随着18世纪启蒙运动，及其影响之下的革命，包括在革命之后，重新追求秩序的意向复起，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得到：与国际政治经由启蒙、革命重回秩序的那种急剧动荡相伴的，乃是浪漫主义的激情。与此并存的关联性的范畴，似乎转向：超越。
值得欣赏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等这样一批经由古典向浪漫主义转化时期的作品。
18世纪启蒙运动进入高潮，从法国开始向其他国家拓展。一方面，文艺复兴之后对人的解放的观念，获得了启蒙运动的极大支持和推广。但是，同样是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孟德斯鸠，在各处考察之后，还得出了结论：“人是不一样的。”这与传统学术中所倡导的“均质国家”有所不同，为未来行将出现的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反潮流，埋下伏笔。因此，启蒙运动作用之下，既有着象法国大革命那样，犹如狂飙席卷，但当革命很快转变成为用强力推动民主的对外战争的时候。首先是德国，从原来对法国革命的敬仰崇拜，迅速转入了浪漫主义的反思。在18世纪晚期，欧洲政治进程急剧转变的形势之下，既有主张历史进步观念的经典作家，如马克思认为，当历史的巨轮向前推进时，哪怕踩坏路边的小草小花也在所不惜。但是，也有德国为主要舞台之一的浪漫主义文化潮流的涌现，其中既有对于启蒙思潮的拥戴，也追加了多元文明背景之下的反思。
从启蒙运动——法国革命——拿破仑战争——再到维也纳体系之下建立起了神圣同盟，这就意味着，在大革命的剧变之后，世界又似乎力求复归秩序，也实际上进入了而后的很长时期的一个和平阶段。这样一段急剧变化的欧洲政治历史，很难不是与所谓“人文范式”的变化，有着紧密的关联。以贝多芬为代表的古典时期向浪漫主义时期音乐的过渡，堪称这一段历史在精神与心灵世界的经典性反映。
贝多芬这一时期的最主要的大型交响曲的创作时间很相近，第三、四、五、六交响曲，集中在1804-1808年这一段完成。但其风格、主题多变，呈现出其思想的复杂性。贝多芬似感知到了国际秩序正在经历巨大变革，时代在震撼。先是在法国前所未见的的大革命，然后是凯旋门打开，曾经热切参与大革命的巴黎市民，此刻簇拥着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入城，骄傲的法兰西民族对神圣同盟表示了欢迎。英国史家多米尼赫.列文的解读：此刻没有人比巴黎人民更渴望秩序的恢复。冯老师认为：18世纪至19世纪之交的历史，反差如此之大，这很像贝多芬交响音乐中的奏鸣曲结构的“呈示—展开—再现”，也如同黑格尔哲学中的三段论一样，都是从“正-反-合”这样的结构切入，来体验和思考历史进程的底蕴。
当然，不光是一个贝多芬。当时的音乐巨匠中，海顿的神秘清澈，象征这一个历史变动时段，依然伴随这对于宗教世界的无比眷恋。莫扎特的清新活跃、天天向上（恩格斯似有以此语来形容莫扎特），则鲜明地表达出一个蓬勃向上的崭新历史阶段和新的历史力量的呈现。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等作品，似乎既是感叹世事无常、剧变将至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最终又对于人类命运与前程，寄予无限憧憬和期待。
反观这一时期音乐，之所以，还是贝多芬最为深刻和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积极进取中又有回转和反思，更为深刻而又气魄宏大，正好体现了这时期国际秩序转型的复杂性。伴随浪漫主义时期而来的启蒙、革命、秩序恢复，人类的进退攻守，在众多音乐家笔下尽情流露。这是一个不断超越中演进的世界。以音乐为形式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表达，好像已在预言着而后很长时段的实际历史进程的推演。
十九世纪晚期与二十世纪前期，包括音乐在内的人文范式与国际政治经济等领域几乎同时发生总体的革命性巨变
这是一个真正全面革命的时代。革命不光发生在政治领域，几乎同时发生在世纪之交的科学技术、民族兴起、意识形态、人文范式、包括战争形式等各个领域。这是一个总体革命性变化的时代。
先以民族主义的崛起来看。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不光欧洲民族国家普遍走向成熟，乃至竞争激化，到20世纪初，连亚洲也迅速跨入民族国家体系。 与此同时，人们发现的是音乐领域的革命性变化，一方面，带有民族个性的音乐，成为浪漫主义潮流席卷而来之后的突出表现。比如，肖邦的琴曲、瓦格纳的歌剧，被刻上鲜明的民族特征。同时，民族国家间的战争让欧洲各国遭遇磨难，作曲家把对故国、家园的思念、赞美与热爱，深深地留在了作品之中。
除此之外，德沃夏克《自新大陆》、斯美塔那《沃尔塔瓦河》、德彪西《月光曲》（多用五声音阶，融入了东方元素；而其风格潇洒清澈，已不是贝多芬的《月光曲》那样宁静表象之下的暗流涌动）、格里格《培尔金特组曲》（挪威风格，清亮旷远）等等，这些作品，在具有丰富的世界性音乐语汇的同时，都是民族音乐的典型代表。
也许俄国音乐，是这一时期国际社会所发生的总体革命的典型。这一时期俄罗斯政治经济迅速发展，同时活跃地介入国际政治，一个欧亚大国的身份已经凸显。俄罗斯的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如文学、诗歌、绘画、音乐，几乎都有自立于世的突出成就。这个多民族的大帝国发展的气势犹如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序曲，大气磅礴，气势恢宏，确实令人过耳不忘。在其排山倒海、豪情万丈的音乐语言的背后似乎，就孕育着这样的一场总体的革命气象。而俄国强力集团的音乐，比如，莫索尔斯基具有鲜明民族个性的作品，虽然作曲技巧，不如柴可夫斯基那样的欧化，但是，其旋律性的突出，“很接地气”，代表作《图画展览会》，比之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更有俄罗斯的味道。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文化史专家James H Billington曾著《Face of Russia》，其中列举了他认为最具俄国性的艺术家，除穆索尔斯基外，还包括文学家果戈里、善画魔鬼的大画家弗鲁贝尔、导演了《列宁在十月》等著名电影导演的艾森斯塔德等。对于俄国文化特质的揭示而言，比林顿的诠释可谓火眼金睛。
作为一段事后、但又并不过时的观察，20世纪70-80年代的苏联著名电影导演塔尔高夫斯基——他曾经是多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苏联晚期电影作品的制作者——曾经有言：巴赫的音乐，还真是与苏联式的风范大相径庭。上世纪80年代，冯曾经亲身经历过在当时的苏联，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作品风行一时的盛况。而维瓦尔第正是巴赫所学习的一位先师。可以说，当时的苏联人明显地体验到了本世纪以来革命性文化范式与两个世纪之前的巴洛克风格的两厢对比。所以，塔尔高夫斯基的感受，从另一个侧面表达出：总体革命时代的雷霆万钧般的文化样式，与巴赫时期宁静均衡的时代风范的鲜明差异。
19-20世纪之交，这一阶段精彩纷呈的大型音乐作品所表达出的人类社会总体性的革命变化，幅度之大、社会震荡之激烈、颠覆性之前所未有，很难以前一阶段浪漫主义音乐所能比拟。这一阶段的音乐发展，似乎预示着国际政治进程中两大巨人之将临。除了更多带有承前继后意味的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一方面继承柴可夫斯基，但更柔和、更有人性化，表达出俄国文化同样具有一种独特的普世情怀；而也是移居美国的俄裔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则表达了俄国原始宗教多神教的雄浑潜能，和其作品《火鸟》一样，强调献身精神。其强劲铿锵的节奏，不光开启了表现主义风格的先端，而且隐约表达出了美俄两大民族的所独具的救世抱负。稍后，美国作曲家格什温的不拘一格的《蓝色狂想曲》，吸收乡村音乐、爵士音乐等多种因素，不光对美式交响乐的发展竖起标杆，具有卓越贡献，并非常鲜明地表达了一个新兴的世界大国的自信与不落俗套的奔放潇洒。大国政治，好像总是与音乐所表达出的那种豪放不羁、充满霸气的潜意识，在暗中关联。
20世纪60年的学生运动与大众音乐
作为一个与60年代东西方国际变化的同龄人，冯老师谈到了，不光在中国经历了文革，而且在欧美各地普遍发生了1968年学生运动。冯老师与不少当年68年运动的参与者有很多交往。这场运动，不光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者在其中起极大作用，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结合一起，追求社会解放，且强调人潜意识的作用。而同时在音乐领域，嬉皮士、摇滚音乐风行一时，与革命风潮遥相呼应。萨义德、霍布斯邦姆都认为：音乐潮流的变迁与1968年学生运动的新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正是这场发生在西方的68年学生运动以反对越战，反对工业社会的过度专制为主题，而东欧则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强劲反叛。无论是政治上的离异，还是文化上的后现代文化的崛起，恐怕都与此后在70年代初，发生在东西方的大国关系重大变化有着关联。究竟是由于东西方意识形态高度对抗僵化的冷战时代，刺激着音乐和青年的反叛？还是音乐和人文精神的解构和突破，导致冷战时期大国关系结构的逐渐崩溃？这还是一个远未获得解答、但却值得思考的问题。
多元与一统
纵观上述分析，我们发现，音乐和国际关系史中的一些重大时刻，似乎存在某种契合。正如我们之前的假设，音乐，始终在冥冥之中观照着我们的生活世界。
冯老师提出，近现代国际政治进程包含着多元与一统这两种原则之间的互动与博弈。这有必要进一步从人文风范的同时存在之中获得印证。
按历史顺序而言，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存在不光追求“均衡”，而且，相对于中世纪式的教廷对于世俗政治的一元化的控制和干预而言，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是对于世俗存在的多样化秩序的一种认可。正如基辛格在他新著《论世界秩序》中所言：“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意味着多样性。”而以巴赫为代表的巴洛克后期作品——无论是从作品的创作过程，还是所表达的“均衡”精神中，实际上还是包含着多样性的融合这样的原则。
与拿破仑式的对于法国革命的单边主义解读，以及通过扩张战争推广民主的做法不同，曾经被视为“保守的”神圣同盟本身，实际上仍还是一种多元存在：这是由不列颠帝国、沙俄、普鲁士、奥匈帝国等不同文明单位所组成的联盟。以贝多芬为代表的从古典向浪漫主义风格的转换，不光体现着这一时代的不断超越性，而且似乎对于人类各民族的共同努力的辉煌前景，给予极大的期待。
在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的总体革命性变迁面前，眼花缭乱的人文范式好像已经难以把握自己的前程。但是，多元和一统，还始终是伴随着历史演进的主题。一直到二战结束之后雅尔塔体制的君临，似乎也未能安顿好人类的命运。半个世纪之后冷战的终结，又一次清晰地把多元和一统的选择推到了国际社会的面前。
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之后，国际政治经历着一个重要拐点。冯老师提出，以G20出现为标志，世界政治的发展进入冷战后第二阶段。美国强权依然存在，但是单极世界已经面目全非，一元化结构和多元化趋势之间的角逐，正日趋激化。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回顾国际政治演进始终伴随文化范式的支撑的道理，会使得我们对国际秩序改革的努力更加理性、更加谨慎、更加全面，也要更加高屋建瓴地作出前瞻和努力。没有一个总体文化与精神的高度和情怀的辅佐，任何现实国际推进，可能都会显得有所欠缺。
在此之外，也许还要静下心来，诉诸于音乐，听听巴赫诉求均衡的旋律；也听听贝多芬主张人类和谐的呼声。路，就在我们眼前，中国未来努力的方向由我们选择。
冯绍雷老师的讲座，有着“音乐和国际格局之间的关系”这样高远的立意。在最后的提问环节，针对“苏联音乐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如何用自己的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沟通”这两个问题，冯老师也给出了回答。
首先，毫无疑问，苏联文化、包括音乐对于新中国的影响巨大。这是共识，在座的老师、学生都有相同的体会，或多或少都能哼上几句。其实，中国和苏联在文化基因中存在相似性和若干契合，这让双方能够彼此了解。但冯老师也提醒我们，中俄文化之间的鲜明差异；中国对俄罗斯文化的理解和印象，有不少还停留在60年代之前，而这一时段，恰恰是俄苏文化发生急剧转型的一个重要时段。这是国际研究和人文探讨都有待弥补的一个方面。
而就“中国如何用自己的文化和世界其他文明沟通”这一问题，冯老师向我们推荐了中国民族乐器的二胡演奏家高韶青在加拿大议会演奏的《万马奔腾》，令全场折服。很明显，中国音乐有自己的特色。以弦乐为例，中国的弓弦乐器没有指板，从结构上说，音准感不如西洋乐器容易掌握，力度可能也不如西洋乐器。但其优点是更有柔韧性、更自由，力度变化更大。中国弦乐如歌如泣，更接近于人声，婉转而有情感。值得期待的是，更能体现出本土特色、又能接轨国际文化和现代观念的民族音乐作品。
颇有意思的是，冯老师在讲座末了，还让我们听了一段余叔岩的《打侄上坟》京剧唱段。在上世纪前半时期风靡中国的国粹——京剧，可谓是当时中国的“流行音乐”。但在这样的演唱中，似乎呈现出一种落寞苍凉之感，与同时代西方音乐蓬勃创新的景象的确反差很大。非常值得珍惜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丰厚的蕴含，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于自己宝贵传统财富的开掘，还是很不够。但是，另一方面的问题，中国文化特具的禀赋使其走向国际的道路会非常艰难。也正因此，冯老师也认为，中国文化，包括音乐参与世界进程，尚需作十分艰巨的努力。
（本文由唐昕宁整理，并经冯绍雷老师修改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