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下午，由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上海益联社会治理促进中心主办的“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在曹杨路510号九楼大厅举行。21位来自上海市民政局、普陀区政府等各级政府领导和上海六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嘉宾出席了研讨会议。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益联社会治理促进中心理事长刘建军教授首先向参会嘉宾致谢。刘教授提到，今天的会议融合了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各位专家，而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判断，标志着我们国家社会矛盾的变化，以及发展进入的新阶段。由此，主办方确定了此次“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主题。刘教授代表主办方，对来宾进行了诚挚的感谢和欢迎。
理论研讨环节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的文军教授首先发言，主题是“社会学视域下的社会治理新探”。文军教授指出，党和国家对于社会治理历来相当重视，而社会治理本身也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特征，大致包括价值理念、制度安排、社会行动三个方面。而进入新时代后，社会治理本身更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强调整体协调推进，具体表现在：一是国家-社会之间更强调合作共赢，出现了从结构性到功能性，再到主体性的变化。政府主导地位逐渐淡出，成为指导和引导的角色。二是从管理型治理到系统型治理的转变，不仅是依靠制度和技术，更涉及文化、心理、情感等各个方面。三是从地域性治理到流动性。通过标准化的服务提供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划。总而言之在新时代，需要对传统的社会治理规划进行调整，树立起中国本土的学术语言，并与世界进行对话，成为全球的先进经验。
来自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的何雪松教授随后进行了发言，题目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情感维度。何雪松教授的发言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他首先探讨了进行情感治理的原因。在西方国家，政治情感与私人情感的分离带来了诸多问题，因此，我们党和国家急需需要对这种模式进行反思。其次是回顾了我们党进行情感治理的历史过程。从革命时期的热情、激情到现如今治理实践中的温情，我们党在情感治理方面做过不少工作，当下开展的大量社区工作也都需要和情感治理相互连接。再次，何教授剖析了进行情感治理的主要要素，包括法、理、情、势四个方面。情感的流动弥补了制度化、法制化治理模式引致的一系列问题。最后，何教授对情感治理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情感治理是否与法治、理性相互矛盾？情感治理是否仅对弱势群体有效，而难以覆盖中产阶级？过分注重情感治理是否会出现“过度治理”或“简约治理”的情况？情感治理的开展是否会违背治理的初衷？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彭勃教授第三个进行发言，主要关注精细化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问题。彭勃教授指出，社会治理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是安全问题和合法性问题，而合法性问题的本质，是要提升人民群众对治理状况的满意度。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的社会治理需要有更优质的保障、更精准的服务、更多元的参与。从粗放到精准，从单一到融合，这是一种“划时代”的转型。彭勃教授还对城市治理优劣的评判进行了阐释，认为好的城市治理应包括“民主性”与“治理性”两个维度，而“治理性”维度中的“回应性”、“有效性”、“弹性”是社会治理者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当下的中国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有效性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回应性层面欠缺机制化安排，在弹性层面更是有待进一步提高。总而言之，“运动式”、“项目化”、“脉冲式”的精细化治理存在内在局限，停留在行为上的变化而非治理机制上的调整。因此在未来，有必要避免让过度精细化成为沉重的负担，实现“可持续的精细化”目标。
杨浦区政府研究室的何志东主任做了“上海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思考”的主题发言。何主任梳理了上海基层治理从2004年起的发展历程，并将其分成了四个层面：一是社区载体建设，如“三个中心”意见的提出；二是抓社区综合管理建设，如小区管理中的美丽家园建设行动等等；三是推进社会组织发展，注重培育社会力量，并配套建立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平台，构建了成熟的流程；四是减负增能建设，将街道办事处的权力进行了逐步的拓展，并把社会治理力量下沉基层，让工作基础更加扎实。从上海基层治理的变化中不难发现，上海基层治理注重问题导向，不断夯实基层治理基础，并日益发掘了社会力量。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而未来的社区治理发展，也要构建起具有生态意义的“池塘”，可以考虑树立共享的产权互动理念并进行配套的制度建设，并为社会力量进一步提供展示能力的舞台，而非简单赋予社区工作者半行政化的身份。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黄晓春教授进行了题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实践逻辑与制度效应”的发言。黄晓春教授指出，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安排已成为当前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但受当前政府公共财政投入模式与行政改革中深层挑战的影响，中国各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是一种市场选择行为。在购买服务过程中，意愿征询（预算制度）、组织选择（属地性）、项目评估（碎片化评估信息）三项主要过程与理论假设都存在一定差异，很可能会与社会的真正需求相互脱节。这种制度实践的隐蔽逻辑会产生复杂的制度效应，包括社会组织与社区自治和多元参与的基层公共空间相脱节、社会组织发展面临专业化和规模化瓶颈、强化社会组织事本主义导向的自主性结构、增加发包部门的行政监管成本等。因此，需要强化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的社会参与机制，强调设置长期购买服务战略，并努力建设信息统一发布的透明公共服务外包制度平台。
来自华东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系的郭圣莉教授、上海市委党校研究生部罗峰主任、普陀区社建办姚军主任分别对上半场的发言进行点评。郭圣莉教授指出，新时代的社区治理需要建立在对旧有模式的目标、手段、成效的系统总结之上，对于社会组织未来的发展引导也不宜操之过急，需要逐步探索。罗峰主任认为，新时代为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构建从秩序到服务目标体系的基础上，“国家在场”的组织建设和机制建设是满足这一要求的必需环节。姚军主任指出，专家学者的发言相当具有前瞻性，在基层社区治理实践中，需要融合内生动力治理、情感治理、简约治理等先进理念，寻找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支点，开出理论实践结合的花朵。上海普陀区委副书记孙萍书记指出，专家的发言不仅高屋建瓴，而且符合社区治理实践。在具体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经历从情感认同、案例认同、行为认同到价值认同的过程，形成“情感闭环”，最终助力完善的制度与机制出台。
双边互动环节
中场休息后，来自上海普陀区民政局的张慧琴副局长进行了题为“同心家园建设与普陀区的社会治理创新”的发言。张局长首先介绍了同心家园建设的时代背景。同心家园实施意见于2016年出台，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聚焦的重点目标，提升社区治理能力。随后，张局长介绍了普陀区进行的创新民政实践，主要包括推进居委会标准化建设、探索打造语音信息系统、推广“百事能”居民区工作人员能力建设、实现社区基金会全覆盖四项内容。最后，张局长展望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新征程。普陀区将结合大调研的基本结果，着力打造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主要手段包括积极动员社会组织力量、引领五位一体社区自治共治机制、优化基层队伍结构建设三个方面。
曹杨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严玉鹏以同心楼组建设与曹杨街道的社区治理创新为题，介绍了曹杨新村街道进行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做法。曹杨新村是最早的工人新村之一，历史悠久，规模庞大。新村居民互动性强、老龄化严重、存在依赖思维是新村的显著特点。在治理实践中，曹杨新村通过培育自下而上的自治议题，使同心家园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仍存在群众不关心、议题片面浅层次、居民认识偏颇的突出问题。背后的原因，是自治的基础不够扎实，自治的意愿和能力仍有待提升。针对此，曹杨新村将同心家园建设细化为同心楼组建设，从而在规模和形式上让熟人楼组得以实现，也解决了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通过明确同心楼组建设的参考标准、资源对接扩大平台优势、推进自治与共建单位的联动从外部为同心楼组建设营造了环境。而楼组能力建设、楼组资源共享、公共空间共建则为同心楼组建设提供了内生动力。经过多年建设，曹杨新村的同心楼组成功解决了诸如道路优化、凉亭纠纷、空地改造等诸多难题。在未来发展中，要注意同心楼组建设的规范性与专业性，构建楼组“神经元”。
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俞祖成副教授随后进行了发言，主题为“日本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及启示”。俞教授指出，中日社区治理在基本制度和治理规模上有很多不同，是在进行比较时应当特别注意的。在此基础上，俞教授介绍了日本地方自治框架结构，并对日本的自治会制度做了详细解释：“自治会”类似我国居委会或村委会，被视为“近邻自治组织”，为群众和政府中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随后，俞教授以“草津市西大路第一町内会”为例介绍了日本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的具体情况，包括这一社区的居民组成概况、内部管理组织、财务情况以及社区开展的各类丰富的活动。俞教授发现：日本群众社区治理的参与度很高、做事精心，社区工作者的责任心也很强，能够与居民及时沟通，从而达成目标的一致。尽管中日的社区治理语境存在一定差异，但日本社会自治的模式仍值得我们借鉴。
上海市普陀区社工协会副会长顾霖介绍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普陀经验。顾会长指出，普陀区社会组织治理采用的是“一套政策”，充分发挥党建作用推动社区共治，并制定三年行动规划；“两个行动”，即借助“同心家园”建设引领和“百佳公益基地”的建设计划；“三个中心建设”，包括“服务中心”提供社区服务并孵化社会组织、“社区基金会”解决基金会存在的共性问题、“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给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提供平台。最后，顾会长对社会组织的职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社会组织的价值在于发现和解决群众诉求。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需要积极引导，使社会组织能够真正满足社会的需求。
长宁区新泾镇绿八居民区党支部书记刘观锡发言的题目是：社区志愿组织与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刘书记指出，目前社区组织治理的重点是新型社会组织的开拓。当社区志愿组织的能力得到提升，社区自治共治水平也会显著提高。在绿八居民区中，三年以来，居民区用“一棵同心树，七彩集结号”贯穿社区志愿活动，渗透至文化共建、社区环保等多个方面。通过吸纳社区志愿者，组建了近三十支志愿者队伍，并指导队伍制定章程，提供场地、经费等等，解决了小区中争抢停车位、流浪宠物扰民、青少年暑托、绿家园美化等社会热点和社区难点问题。以社区流浪猫治理为例，居民区党组织将爱猫人士进行集结，和物业公司、驻区单位、宠物医院积极联络，进行集中结扎、投食和居住安排，并对外开放领养，有效降低了流浪猫的密度，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在未来工作的开展过程中，要进一步落实规范性建设，按照按需组建的原则来推进。
双边互动发言结束后，上海市民政局社区服务中心程坚主任和上海市民政局基政处章淑萍处长对以上发言主题进行了点评。程坚主任指出，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简约治理”的概念，这就需要我们回到社区最本源的概念开展分析，重点关注社区治理的现状、发展历程和未来趋势。而责任体系和激励机制是新时代社区建设的两个重要抓手，在未来，需要运用行政力量撬动社会力量，改善评价体制机制，实现可持续的治理。章淑萍处长对嘉宾发言进行了回顾，认为研讨会从理论与实务层面，为今后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效指导。目前，上海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与机制，要进一步深化自治共治，推动居委会能力建设、农村居民区建设、居民区政务建设等工作稳步推进。希望未来能在居民区治理的具体目标与维度、深化自治共治协同、上海社区发展指数三个层面，和专家学者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会议尾声
复旦大学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唐亚林教授进行了总结。唐教授指出，第一，社会治理的多变性和定型化存在一定的内在冲突，永远是一大“富矿”，值得挖掘。第二，社会治理的丰富性要求实践工作者成为行动主义者，同时也要求其具备理论功底，形成新的共同体。第三，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共识，但需要进一步优化引领方式，充分发挥作用。第四，中国的社会治理需要形成自身的话语体系，如工人新村的重生叙事可以成为一大学术增长点。最后，唐亚林教授针对党建引领的具体功能进行了剖析，认为党建引领需要把握治理的意识形态走向、纠正自治体系的运作偏差、降低自治体系的运作成本、推动自治体系的共识形成。
文军院长也对会议进行了总结，认为此次会议为学术理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引。而在实务层面，发掘居民动力机制、探索不同类型社区的治理模式可能是未来工作开展的两项重点任务。当然，新时代所发生的重大社会变化，如“智能化”等现象的出现，也需要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致谢
会议最后刘建军教授对与会嘉宾表示了感谢，并对社会治理的“上海学派”进行了展望。在新的共同体中，要让实务工作者更具理论素养，也要使专家学者更多地与丰富的社会现实相互结合。会议在热烈的讨论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