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4日下午，由国务学院党委国箴务实党建平台与国务学院政治学课程思政示范专业建设小组主办的“卡尔·马克思与现代世界政治——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校庆学术报告会在文科楼615会议室举办。报告会由国务学院党委书记刘季平主持，来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同济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众多学者参加了本次报告会，诸多老师、同学济济一堂，以学术的方式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
首先，国务学院党委书记刘季平代表学院致辞。他在致辞中首先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了感谢，然后介绍了复旦大学与《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渊源以及学校层面相关的纪念活动，最后说明今天我们纪念马克思与《共产党宣言》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随后，报告会正式开始，孟捷、李滨、范勇鹏、沈逸、江时学、刘鸿武、苏长和、张建新等八位学者先后作了发言。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孟捷教授以“《资本论》与21世纪”为题发表了演讲。他认为，从今天来看，对资本论的解读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往往也会根据时代的需要从某个角度对其进行解读与运用，而今天可以从一个完整的角度对资本论进行全面的解读。
他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对《资本论》进行解读：（1）与流行见解不一样，《资本论》对市场经济作了一个正面的解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两种“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即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他提到自己于2016年出版的《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书中他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即马克思对两种剩余价值生产的区分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也可以在世界历史上进行一般化，之后就可以重新解读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在任何一种给定的生产方式中，生产剩余无非就是这两种生产方式。按照马克思的定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生产力进步为前提，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依靠生产力以外的其它手段，如剥削、榨取等手段。而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实质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比重的渐次下降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比重的渐次增长。具体就19世纪的资本主义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到：“随着机器大工业崛起以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从此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这个命题在今天看来非常重要，因为这等于宣布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剩余价值的增长和生产力的进步是携手并进、合而为一的。他认为这个理论可以看作马克思版本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从这个方面来讲，马克思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正面的解释，他将之称为“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动态效应的解释”。（2）第二个方面是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矛盾的分析，他将之称为“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病理学分析”。他提出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概念，即技术条件、制度条件、经济条件。所以如果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公有制可能更有优势。可以将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作为一个参照系，来评判现实中市场经济的效果。满足不了这三个条件，无法符合这个逻辑，生产方式就要解体，就会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社会主义之下党的领导与公有制似乎能更好的满足这三个条件，这里面可以写很多文章。最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结论，即《资本论》的现实意义在于：一方面，因为《资本论》提供了一个关于市场经济动态效应的理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为什么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可以做到这些，条件就是国有企业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在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病理学分析的基础上，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市场经济中为什么要更好发挥国家的作用。前面谈到的三重条件单靠市场经济是不容易满足的。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如何引申出一种国家的经济理论。这种国家的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有两个层次，即一般层次与特殊层次。一般层次就是从马克思的病理学分析中引申出市场失灵理论，由此引申出国家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的作用；特殊层次以特殊的历史制度分析为前提，就中国而言，就是要建立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有两个特殊的历史制度理论非常重要，一是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二是社会主义的政党-国家。当然这些理论是没有完全完成的。最后，孟捷教授谈到自己最近的一些思考，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在国家理论中的地位，如何确保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真正发挥作用，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李滨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与国际政治研究”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他首先提出了几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是合作与冲突，但为什么国家间会产生合作与冲突？从理论上来讲，利益是国家合作与冲突的根本。但国家利益如何界定？以及如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与方法来界定国家利益？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盛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随着这种生产的社会化，人们之间就产生了分工，就结成了生产关系与阶级。分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也是生产关系的体现。生产关系的体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与利益的关系。基于此，马克思就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上层建筑具有反作用的理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就构成了社会的整体结构。第二，这一思想在国际层面如何应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产生了分工，分工关系的国际化产生了国际分工，即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条件下，同样的情况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这种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样，国际分工就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方面，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产生了国际生产关系和国际阶级的划分，产生了世界城市与农村，农村隶属于城市的局面。因此，国际分工就伴随着国际生产关系中的中心与外围、主导与依附。因此，国际生产关系是权力关系与利益关系，它是由国际分工所决定的。其次，如何在国际分工体系下建立国际上层建筑。第一，在国际制度层面，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与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第二，在国际化的意识形态层面，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样，国际分工体系、国际制度与意识形态就构成了世界秩序。那么由谁来引领国际分工世界秩序？第一，从国际结构与国家利益层面来看。就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而言，多斯桑托斯认为，“依附的结构不仅决定着国际关系，而且决定有着国家内部的生产和社会结构”。另外，不同的国际分工决定着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利益；国际制度体现着中心国家的利益要求，反映着依附国家的不满。就作为中心国家意识形态而言，“普适性”的世界秩序解释向世界传播，这种话语体系传播形式形成霸权文化诱导着认同。但依附国家的现实利益形成不同世界秩序的意象。国际冲突与合作就是这种国际分工生产过程中利益的协调与冲突。表现为资本的国际竞争与融合，革命依附于共处。第二，从国家内部看利益和对外政策形式，外交是内政的衔接，但内政也受外部国际分工结构的影响。这样就产生了综合而不平衡的生产结构，以及外向的经济、民族的经济，即国家的对外利益与政策就产生于这种综合而不平衡的生产结构。在霸权的世界秩序之下，如果国家的利益从属于外部的结构，就会导致和平；如果是非霸权的世界秩序自主性，就会导致冲突。最后，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观，因为好社会才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保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主张消灭分工、阶级、国家，生产力大发展和世界各国特别色发达国家的革命；列宁主张消灭资本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必然侵略与战争，只有革命才有和平，可以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带动世界革命，重建国际分工。然而在今天，我们要坚持不以革命手段实现世界的和平发展观。总之，我们需要坚持马克思的生产力标准，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改革国际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引领国际分工，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研究员以“公共国家的追寻：马克思与中国传统”为题发表了演讲。
他认为，自二战以来，西方的社会科学其实是在掩盖国家的阶级性，把这种政治共同体包装成具有很强的公共性，最典型的就是戴维·伊斯顿，在他的著作中，明明是讲国家的，但国家这个词却始终没有出现过一次。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些受到马克思影响的学者（例如普兰查斯）才把国家这个话题重新带回来讨论。所以二战至今，能够正面面对国家这个问题、愿意碰触国家的阶级性这个问题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他的学者都是抱着一种虚幻的态度来面对国家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本质上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即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就研究政治史的学者而言，国家不仅仅是阶级的统治，而且还是一部分人的统治，比如部落统治或者派别统治。而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天下为公”的理念，中国古代基本不存在部落统治或者派别统治，因为中国认为自己代表天下即代表所有人而统治，而不是代表社会里的某一部分人而统治。当然也不能将其过分理想化。西方还有派系斗争，最经常出现的就是在共和国里，不管是古希腊共和国还是古罗马共和国，最典型的是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在马基雅维利写的《佛罗伦萨史》中，佛罗伦萨几百年的历史就是一段派系斗争的历史。这些与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历史相比，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跳出派系斗争？当然中国历史上也存在几次著名的有限的党争，在政治生活中都被视为一种非常不好的现象。这些现象都与国家的部落性、派系性相关联。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不是同一个意义。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公”思想，我们都在追求一种公共性的国家。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看，公共性的国家在阶级消灭之前是不可能产生的。但在阶级国家存在的背景下，国家的代表性或公共性是有区别的。公共性的国家不能靠理念来实现，而是需要一种机制来实现。这就回到了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命题，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由谁来统治才能更好保障公共性的问题。总结出人类文明解决政治的机制有几种类型：第一种是血缘，其本质特征仍是私有性；第二种是第一种的变体，如马木路克制度、亲兵制度等等，但其只具有非常有限的公共性，而且与现代性之间的兼容性也非常低；第三种是中国开创的考试制度。它是基于知识来进行权力的分配的，还有一些机制上的保障，其特征就是平等性、公共性，但其无法避免中国历史上制度的僵化与衰朽；第四种是西方所创立的财富制度。最早的是在威尼斯，即完全由财富决定政治权力的分配。美国今天的代议制与三权分立也是来自于这个传统，而非英国传统。这套制度在近代提供了一种最具有公共性的国家，即以资本的统治抹杀了其它所有的部落政治或者派别政治。但它的问题就在于这种基于财富的机制是天然具有继承性的，一定会朝着“再世袭化”（皮凯蒂语）的方向倒退；第五种是阶级统治。在古罗马和中世纪也发生过，包括特朗普的统治。但今天世界上的国家不存在一种纯粹的统治模式。今天世界上存在两种主要制度，一是财富+知识或代议制+官僚制或自由民主，它面临的问题就是财富统治与官僚制度的弊端；二是中国的官僚制+知识分子+共产党的先锋队领导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制度恰恰克服了前者政体的弊端，避免了资本主义的私有性、官僚制度的衰朽性与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他最后提出了一个命题，即“制度与运动的辩证法”，西方政治学基本持制度决定论，但还要认识到运动的重要性，即通过不断的革命来避免大规模的政治地震。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统治模式更具有优势，这种优势就来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运动的辩证法。但究竟哪种模式更好，还需要留给时间来检验。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沈逸研究员的题目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视野下的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转型”。
他先谈到2017年前任美国白宫幕僚长班农在日本召开的全球保守主义大会上的讲话，他将其总结为“金融垄断资本框架下的战略焦虑”。具体来说，一是金融垄断资本过度膨胀带来的风险；二是剩余价值—商业利润跨国分配的重构；三是全球金融霸权与国际体系霸权的关联；四是“现状”与“修正”的竞争在经济—贸易—金融领域的投射。班农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他代表的是资本中层，他对于华尔街带来的政治风险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但是他有一种非常有趣的宏观视野，他关注美国结构性的金融霸权如何遭遇来自中国 的挑战，而这种挑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从经济与贸易领域去寻找国际政治的动机。他不是一种学理性的逻辑，但他提出的事实是很有趣的。他对国际体系的演进从尼克松时代开始就有一种结构性的反思，他指出，欧美精英阶层与中国的接触源于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吸纳。这种吸纳对苏联是有效的，苏联接纳了市场经济之后，就解体了，而西方国家的建制派精英认为，通过对中国进行市场经济的吸纳，使中国成为自由国家，现在他对中国的定性是“儒家重商主义专制模式”。班农对十九大有一个很有趣的判断，他认为，总书记在3.5小时的讲话中道出了未来中国全球霸权统治的计划，而西方对此根本没有任何人关注。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来观察国际体系，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业链，二是价值链，三是全球资本流动。首先，就半导体产业全球产业链而言，这条产业链有7个时间节点，中国处于采购与封装芯片阶段，这个节点也是我们的优势，在整个产业链中处于中低端位置。中国的优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赋予的，所有的解读对这一点都是闭口不谈的。美国生产芯片就是为了售卖，而中国是其产业链中一个不可替代的环节。美国可以制裁中兴，但不敢对中国进行芯片禁运，因为一旦禁运，垮掉的首先是美国的芯片制造业。而印度和美国生产出来的同样的芯片对资本的价值是不同的，因为劳动力成本提供不了那么高的利润率。这也是中国不可替代的地方，这也是中国在全球竞争中能够与美国较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但这种比较优势在传统的产业链分析和纯国际关系分析中都是分析不出来的，除非引入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否则这一点是会被过滤掉的。只会看到，在产业链上，中国是受制于美国的，以及中国遭受的绝对经济损失要大于美国。其次，就全球半导体价值链而言，存在四种生产模式。一是以IBM和因特尔为代表的一体化的生产制造模式，这种模式美国占比51%；二是无厂设计模式，没有生产车间，但有自主知识产权，下游拥有代工厂，这种模式美国占比62%。美国把所有资本都投资于固定资本与极少数特别的高端资本，中低端资本会被系统地转移出去。美国的人力资本太高，就会降低利润率，就会到全球寻找剩余价值生产链；三是代工厂，这里面占比最大的是台湾；四是OSAT。然后，就资本的全球流动而言，亚洲向欧洲有非常大的一块流出部分，而美国对亚洲没有流入。而且美国的资本绝对不会允许美国政府切断中美之间的贸易联系，因为一旦切断，首当其冲的将是美国的资本本身。而这一问题却不在传统国际关系的分析视野之内。随后，他认为，整个国际体系是服务于“剩余价值最大化”的。一方面，国际体系必须要维护资本—商品循环；另一方面，霸权国决定并维护有利于国家的利润分配与全球范围的流动。这里面涉及霸权国语资本之间的关系。如果霸权国没有为资本带来利润，那么霸权国将会被资本抛弃。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所谓的霸权更替就表现为资本在挑选能够带来最大剩余价值的国家。当一个国家的早期发展能够与资本相契合时，这个国家就会顺势而上站在国际体系的顶端。所谓的挑战方就是取代它的剩余价值分配。而霸权国的衰落则体现在持续攫取利润能力的相对下降、维护全球范围利润分配的结构性能力的下降与资本需求与国家利益需求的偏差三个方面。从理论建设上来说，第一，可以在全球经济—贸易—金融体系中去寻找霸权更替的规律与深层动力而非从国际政治中寻找；第二，国际体系中霸权国家衰落的政治经济学解释需要关注生产方式的变迁所带来的霸权解释；第三，国际体系的转型包含了连续性转型与跃迁型转型：两种跃迁判定的标准就是霸权的更替是否包含了连续性转型与跃迁以及生产关系的变迁。最后，霸权的衰落是否可以解读为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形态回归的过程？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与全球体系中资本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之间是否有映射关系？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即通过提供替代性的国际体系的方式总体稳健地实现体系领导权和结构的转型？对中国而言，中国的崛起不仅仅要体现在国家的经济体量上，更多的是要实现国际体系的本质转型。中国要向国际社会提供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如果中国提供不了这种生产关系，那么国际社会就会倒过来要求中国改变国内的政治体系。二者是不相容的。中国如果要成为跃迁性转型的挑战者，就需要把我们的发展道路与模式设置成开放式的，而并非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我们如果要吸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此为方法来强化国际关系理论，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研究空间。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拉美学会副会长江时学教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古巴特色社会主义之比较”为题发表了演讲。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谈到国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质疑，即认为中国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如何来反驳这种观点？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认为存在三个判断标准：一是共产党领导；二是公有制；三是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例如，摩尔多瓦2005年时是由共产党执政，但其不具备另外两个条件，所以摩尔多瓦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世界上只有五个。首先，比较古巴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以下两个个相似之处。第一，都强调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古巴不允许出共产党之外的其他政党存在。第二，都把改革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手段。但改革的动力不同。促使中国走向改革之路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处于次要地位；但在古巴，促使其走上改革之路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因为苏东巨变之后，古巴的外部援助不复存在，古巴经济遭受巨大打击。其次，古巴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不同之处。第一，古巴特色社会主义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1997年10月召开的古共“五大”称，古巴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列主义、马蒂学说和卡斯特罗的思想为指导的政党。这是古巴共产党的文件第一次使用“卡斯特罗思想”的提法。然而，至于什么是卡斯特罗思想，古巴共产党似乎没有给出答案。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比较完整的。第二，古巴不搞市场经济。卡斯特罗认为：“有些人曾认为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重大历史性错误之一。”但在古共七大政治报告中，劳尔·卡斯特罗则承认了市场的作用，报告指出：承认市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运作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党、政府和群众组织不再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第三，两国改革的成效不尽相同。但古巴的社会福利优于中国。古巴虽然出现了“短缺经济”的严重性，但在社会发展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第四，两国改革的步伐有明显的差异。古巴领导人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似乎过多强调稳定，因此，在许多领域中的改革步伐很慢。第五，与美国的关系大不相同。这一点很好理解。第六，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不同。在古巴，除少数国家领导人之外，国家没有为他们建造专门的住宅，一般领导干部也没有警卫员，也没有专车，公车队任何人开放，干群关系优于中国，也没有上访。第七，社会公正的程度不同。古巴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小，社会公正度较高。总之，在经济领域，中国成就了不起；在社会领域，古巴成就了不起。中国有很多值得古巴学习的地方，反过来，我们也应该学习古巴的一些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的生命力还是很强的。
教育部“****”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以“马克思与非洲发展问题”进行了演讲。
他首先谈到马克思生前对非洲问题虽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但从一些史料中还是可以发现马克思关于非洲问题所发表的一些言论。马克思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非洲之行是1882年的考察阿尔及利亚之行。虽然马克思一生到达非洲的次数有限，但他对非洲人民和非洲命运却很关注，有关于非洲文化、非洲民族、非洲奴隶贸易、西方殖民列强殖民非洲的诸多言论。比如，马克思认为黑奴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他对欧洲国家的奴隶贸易进行了严厉的批驳，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奴隶贸易的本质，对黑奴的遭遇表示同情，并指出应彻底废除非洲奴隶贸易和对黑人的奴役。马克思还尖锐地指出早期欧洲国家的对非侵略战争、奴隶贸易帮助了欧洲和美洲的发展。其次，马克思主义对现代非洲也有影响，比如20世纪60至70年代兴起的“非洲社会主义”运动。这些非洲国家面临着国家建构、文化建构、经济建构三个方面的问题，最终形成民族建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政治经济实践表现在：第一，在统一国家经济体系建构方面，国家计划经济成为相对有效的手段；第二，在统一的国家政治与文化建构方面，为各国追求一体化提供有效的观念形态和政体模式。他将非洲近40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失去的十年”，第二阶段是90年代“动荡的十年”，第三阶段是2000-2010“发展的十年”，第四阶段是2010-2020“南北分化的十年”。随后是马克思主义与非洲发展研究的相关问题。将马克思原理与非洲实践相结合，可以探索国家发展问题、社会发展问题、文化发展问题与国际发展问题。第一，关于“社会发展”知识的研究。实现发展，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应是什么关系？实现发展，公民社会与国家政权应是什么关系？实现发展，知识精英与国家政权应是什么关系？实现发展，知识精英与普通大众应是什么关系？实现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第二，关于“文化发展”知识的研究：实现发展，价值观的安全是否重要？实现发展，历史传统承继是否重要？实现发展，思想自立自主是否重要？实现发展，内外开放包容是否重要？ 实现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第三，关于“国际发展合作”知识的研究：世界体系是如何形成并发展历史性转换？现代国际关系的结构形态是如何演变的？非洲在世界体系与国际关系结构中的角度变化？国际间有可能形成合作结构共同推进发展吗？中国倡导的人类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有可能吗？非洲实现发展的世界体系与国际关系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之后，他谈到中非发展合作与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首先，中国积极发展中非合作。第一，过去60年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中非合作关系；第二，中国政府有持续不断与时俱进的对非合作理念、战略与对策；第三，中国对非合作着眼长远，机制成熟配套且注重落实务实。其次，中非发展合作对非洲减贫、发展和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意义重大。第一，中非正开辟出合作减贫与共同发展的新时代。第二，落实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是当前中非减贫发展合作的重点；第三，中非减贫发展合作呈现时代新特征并引领世界对非合作新方向。就中国的主张而言，第一，中方愿与非洲朋友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但绝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第二，中方愿同非方对接发展战略，帮助非洲优先破解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才不足、资金短缺三大瓶颈，为减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第三，中方愿为非洲减贫事业营造必要的环境，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提升国防、维和、维稳、反恐邓自主解决非洲问题的能力；第四，中方愿鼓励国际社会支持非洲加快减贫。另外，中国欢迎非洲合作伙伴多元化，呼吁各方摒弃零和游戏的旧思维，树立合作共赢恶新理念。而非洲领导人也积极思考与回应中国的主张。事实上，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整个世界借鉴，特别是对于非洲这样渴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自力更生是非洲学习中国发展经验的第一课，非洲有潜力成为世界的粮仓，创造跨越大陆的世界繁荣。非洲需充分培养年轻人的劳动工作技能，尤其是要改善非洲妇女的教育与就业状况。非洲更需要和平安全的环境开展招商引资、教育培训等工作促进发展、减少贫困，今儿将非洲发展的梦想变为现实。在中非减贫合作方面，中国也有一些基本的政策主张。第一，中国和非洲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会议，是中非团结的力量，也是国际社会支持非洲发展的力量。第二，对话会发言务实，切合实际，说明中非学者越来越了解中非双方的实际情况。第三，中非对话基础更加扎实，中国和非洲两种知识和经验之间的交流更加接地气。最后，中非合作进入了理论自觉的新时期。例如，2018年4月18日中国成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010年创办的“中非智库论坛”已在中国和非洲举办六届会议，集中讨论中非发展合作问题。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执行院长苏长和教授就“卡尔·马克思与现代世界政治”发表了几点看法。
第一，本次纪念会议与学科学术体系建设的关系。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科学术建设首要在于确立学术的道统，没有道统，学术的根就没有了。西方特色知识体系存在三个道统，当然他们不一定用道统这个词。第一个道统是希腊罗马，第二个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道统；第三个道统是美国建国以后的政治与外交实践。所以美国特色的政治学外交理论体系基本就是由这三个方面的道统所构成的，从而确立了美国的政治、国际政治与外交学的整个叙事体系，这是他们学术的根。而我们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和外交的道统则不能按照美国那一套的道统来讲。我们的道统，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是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精华部分；第三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时间的政治外交思想理论和实践。这三个道统缺一不可，三义合一，确立我们理论体系学术体系的根和本源，也就是我们哲社知识体系的道统所在，否则，自己的政治外交理论否则就会造成国家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与学术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么，西方特色社科知识体系的地位在哪里？有了自己的学科学术道统和主体性以后，才有可能对别人知识体系进行转化，变为自己知识体系的一部分；相反，如果没有这个学术学科道统，生产的知识内容可能只是别人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这是个人认为纪念马克思对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哲社体系建设意义所在。（2）关于今天讨论的主题，主要讲三点。第一，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深刻揭示了现代世界的起源与发展规律。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劳动分工等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深刻阐释了世界市场体系与世界政治体系中的矛盾及解决方案。实际上，过去几百年的世界史，其规律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新全球史、自由国际秩序、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贸易和平论、历史终结论等学说，都试图对世界作出自己的解释，但是它们都不如马克思深刻与彻底。因此，人类对更好世界政治探索的主题是从马克思开始的，在当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以及其他有共同志向的国家仍然在继承着沿着这一道统在进行探索。第二，关于当代世界的价值观问题。现在政治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讨论的一些价值问题，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可能有人对这些价值理解不同，或者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理解这些价值，但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实际上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团结等运动，战后各个国家及其人民争取这些价值的解放运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例如，在西方学术道统的叙事中，亨廷顿所谓三波民主化实际上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特色制度体系的扩张，然而，如果在马克思主义学术道统的叙事中，民主化的演进则是民族独立和解放、按照人民民主方式民主建国治国、国际关系治理的民主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叙事逻辑展开的。第三，关于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我们纪念马克思，不是完全回到马克思，而是最终要在创造性发展基础上回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对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的纪念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做的事情结合起来。具体到我们学者，就是一开始我讲的，我们的学科学术要确立自己的解释体系为目标，就要重视确立这三种道统的合一，如果我们只是按照西方特色的知识道统来指导我们的学科学术建设，最后生产的东西只会还是依附。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党委副书记张建新教授以“陈其人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概要”为题，简要介绍了国务学院已故陈其人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
94岁高龄的陈其人先生于2017年10月去世，在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年华，都奉献给了系里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他奠定了国务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对陈其人先生的思想进行总结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对于陈先生，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既熟悉又陌生，我们都知道陈老师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和很大的学术影响，但他的学术思想是什么，他在研究哪些问题，他在哪些方面有成就，这些问题恐怕鲜有人清楚。今天在这里，就是要补一下大家对于陈其人先生的思想空白。陈先生于1924年出生于广东新会，家庭略有财产，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到来，他家里也倾家荡产。后来他在广州求学期间，在听过中山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王亚南先生的一席讲座之后，被彻底征服，因此立志考入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师从王亚南先生学习经济学。到了中大以后，学习十分勤奋，成为王先生门下的一位高徒。1951年，他参加了教育部主办的政治经济学培训班，从此以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陈先生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问题，包括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内一些很有争议的问题，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尚未解决的一些难点问题，以及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他都有相当长期的思考与研究。有些问题，他的研究与思考长达40年，直到最后，他才把研究成果拿出来。陈先生为什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即读书是要为穷人服务，这在他早期的笔记里有讲到。马克思主义是穷苦大众的学问，是当时穷苦大众唯一的经济学，不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这就是他的理论气质。没有这种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他不可能锲而不舍，坚持60多年来研究马克思主义。陈先生在最后6年的岁月里获得了两项荣誉：2012年获得了上海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2018年入选首届“上海社科大师”名单。陈先生一生著作等身，拥有专著24本，学术论文170篇，最早的一篇论文目前可以追溯到1956年，这篇论文发表在当年的《复旦学报》上，内容是对“斯密教条”的批判。有趣的是，52年后，陈先生又在《当代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亚当·斯密教条批判”，这篇文章可以体现出陈先生高超的数学水平，比1956年发表的那篇文章更为深刻。这是他的第一个贡献。第二个贡献是对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研究。1956年，他在一片论文里谈到：“垄断资本主义不能独立存在”，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要依靠非垄断经济成分。但是否同意陈先生的这一观点还值得商榷。这个理论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如果进一步发展这个理论的话，还可以成为一种国际投资的解释理论。第三个贡献是他的世界体系理论。这个理论来自于资本积累。西斯蒙蒂、李嘉图和马克思先后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2009年，他通过两本书与多篇论文构成了其宏大的世界体系理论。总之，他认为，我们应该在继承陈先生思想理论遗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最后，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党委书记刘季平对本场报告会作了总结性发言。报告会在热烈的氛围中顺利结束！
（科研与学术服务中心 陈相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