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2-13日，第二届北大-复旦“国家治理深度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本次会议以“新时代的国家治理：新挑战与新机遇”为主题，论坛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上海大学、重庆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多伦多大学以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海内外15所高校的40余位学者参会。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执行院长苏长和教授、副院长敬乂嘉教授、政治学系主任刘建军教授、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定平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燕继荣教授、宋磊教授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刘建军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教授代表复旦大学向各位参会代表表示欢迎，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陈志敏教授指出，本次论坛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共同发起，旨在为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界的中青年学者提供一个高质量的交流互动平台，本次会议共收到100余篇投稿，精选其中30篇优秀论文作为参会论文，其中有一半左右是英文论文。陈志敏教授希望本次会议的参会学者能够以文会友，进行深度讨论和交流，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燕继荣教授在致辞中首先预祝会议能够取得成功。燕继荣教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在学习与吸收外来知识以及经验方面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指出这一过程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此基础之上，当代中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需要在继续消化和吸收外来知识的同时，依据自身的问题意识，发展逻辑自洽的理论，生产能够回应常识的概念。燕继荣教授希望本次会议能够对未来中国国家治理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贡献有益的理论，并感谢复旦大学对会议的筹备和各位参会者的积极参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执行院长苏长和教授在致辞中欢迎北京大学及其他高校的学者同仁与会。苏长和教授指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政治学学科的排头兵，而建设世界一流的政治学学科至少要满足三个标准：一是能为世界提供新的研究议程；二是研究过程中有生成新的核心概念；三是能为现实政治提供有效的理论方案。
在基调发言环节，来自复旦大学的郭定平教授和北京大学的宋磊教授分别代表主办方作了学术演讲。郭定平教授的演讲题目为“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在回顾中国政治学研究范式发展的基础上，郭定平教授指出找回政党中心的研究视角对当代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具体而言就是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政模式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总结，进一步发展能够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理论。
北京大学的宋磊教授以“经济理念、政府结构与未完成的政策转移：产业政策的中国化过程”为题，对中国80年代以来的产业政策进行了梳理，并提出研究问题：为什么充满争议的产业转移政策在中国迅速被采纳而企业合理化政策却一直被忽视？宋磊教授指出，经济意识形态与政府结构是影响我国产业政策发展的两个因素，并指出这项研究的三个重要意义：一是突出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在产业政策研究之中的地位；二是有助于改进中国的政策实践；三是为政策转移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
在开幕式的最后一个环节，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副院长敬乂嘉教授对本次会议的论文成果推荐发表作了说明。敬乂嘉教授提到，会议主办方可以为本次会议的优秀论文推荐优质的发表渠道，包括英文期刊《当代中国研究》（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中国政治学评论》（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以及中文期刊《北大政治学评论》、《复旦政治学评论》、《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等国内外期刊。
单元一
开幕式结束后，第一天上午的会议进入了第一单元的论文汇报与讨论阶段，单元一由北京大学张长东副教授主持，共有5位学者报告了自己的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庞金友教授以“后真相政治与现代国家治理”为题，认为由于世界政治的快速变化与发展，以及“黑天鹅”现象的频繁出现，传统的政治概念在解释当今政坛所发生的新问题与新现象时显得越来越乏力。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分化，媒体垄断催生的恶性竞争，互联网技术革新带来的传播转型以及社交平台导致的认知偏见，以及公民政治信任危机等因素，是“后真相”政治 形成与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后真相政治强调价值先于事实、真相让位于情感的秩序逻辑，在催生传统政治传播格局解体和新兴社交媒体生态成熟的同时，也加速了精英群体的集体溃退和“后政治心理”的初具雏形，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理性坍塌、信任异化、道德相对主义泛滥和“第三种现实”滋生等政治危机。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按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逻辑，可能需要建设共享、发展的利益格局，打造开放、有序的媒体环境，营造包容、规范的公共领域，保持谦逊、开放的政治心态，建构权威、共识的舆论话语，来应对网络时代“后真相”政治的挑战，破解其消极影响。
南京大学邓燕华教授以“下海：中国的意识形态转变、制度环境与企业家精神（Plunging into the sea: Ideological Chang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Private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为题，通过分析1997年到2003年间六次全国性的调查数据，发现2002年是私营企业主中党员比例的一个拐点，即在2003年修改党章之后，这一比例大幅度上升。然而，这一比例在不同省份之间则存在着较大差异，研究发现市场经济越发达的省份，私营企业主党员的比例就越低。此外，研究还发现每万人中律师的数量与私营企业主中党员数量的比例呈负相关，而在2002年之前，各省份市场化指数与私营企业主中党员比例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研究进一步指出，入党会为私营企业主带来贷款、减少摊派以及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等现实的经济收益，而在法治环境相对薄弱和市场化指数较低的省份，这种收益则更加明显。然而，随着反腐等新政策环境的变化，原有的收益与交换机制将会受到影响进而发生变迁。
复旦大学吴澄秋副教授以“比较视野下中国党治发展型国家的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Party-led Developmental State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为题，研究了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两个主题：反腐败与权力集中。吴澄秋副教授首先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梳理，一种观点认为反腐败本身是为了权力集中，这类观点简化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从发展型国家转变的视角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则会更好地理解反腐败和权力集中的政治意涵。David Kang从商业的整合程度和国家权力的集中程度两个维度对国家进行了分类，并认为碎片化的国家和统一的商业形态将有助于形成寻租结构。另一方面，国家的统一与商业形态的分裂将有助于形成掠夺结构。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下，吴澄秋副教授认为，中央权威的破裂将会加剧地方政府与商人之间合谋，进而带来严重的腐败问题，而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在特定时期中央政府权威弱化所导致的后果。通过对比同为发展型政府的韩国、台湾与新加坡模式，研究发现中国大陆的政府形态与新加坡更为接近，即在转型过程中兼具强政府和中国特色的党治领导，易言之，就是借助党的系统增强中央权威，进一步对腐败形成强大的压力，从而推动转型并提升治理绩效。
北京大学杨立华教授的报告以“草原环境冲突的因子分析与解决路径——基于中国北方的实证研究（Reasons and Resolution Approaches of Environmental Conflict in Grassland Areas: An Empirical Study in Northern China）”为题，研究首先指出传统政治学对集体行动的研究较多地关注合作行为，而对冲突的研究则有所不足。事实上，冲突的解决对达成合作非常重要，而以往的冲突研究又过多地关注冲突是如何解决而忽视了对冲突形成原因的发现与分析。杨立华教授的研究以发生在草原上的冲突为研究样本，指出冲突的成因包含经济、政治、社会、行政、技术、文化和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因素造成冲突的比例最大。然而，行政等其他因素却是冲突演进最终的触发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中国，司法解决冲突的模式日益重要，并与第三方协调进一步构成了针对冲突解决的有效治理机制。
浙江大学耿曙教授以及合作者陆媛静博士以“地方领导是怎么调动起来的？中国政府人事的‘强激励制’”为题，围绕地方政府官员促进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展开论述。传统的研究路径主要包含财政联邦主义和晋升指标机制两个取向，前者强调经济发展过程给官僚部门带来的收益最大化，后者则强调官员个人为了晋升考核而积极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然而，这两种取向都有各自的缺陷，特别是缺乏一整套针对晋升激励体系的完整框架来解释中国官员行为的动机。尽管中国目前的官员激励体系中委托方较为单一，然而奖惩机制的完善、精确考核体系的建构和转制的阻碍使得相较于西方文官制度、革命型干部体制而言，中国的官员管理制度更能发挥激励作用。这种强激励体制可以带来经济上的高效治理以进一步建构合法性，但也要承受过度执行带来的负面效应。针对新时期官员隐性激励的弱化极易引发“懒政”这一问题，可以通过采取强化构建公共服务动机多元化的法治监督，进一步从正、反两方面提升激励绩效。
单元二
第一天下午，会议的第二单元由复旦大学包刚升副教授主持，共有5位学者报告了自己的研究。
南京大学祁玲玲副教授以“总统制民主下的制度与腐败（Institutions and Corruption in Presidential Democracies）”为题，研究了总统制民主政体下的制度设计与腐败之间的关系。报告首先对现有文献进行了回顾，并进一步指出已有的研究多是从民主政体与非民主政体或总统制与非总统制的角度分析和解释腐败问题，而没能将总统制与民主政体两者结合起来理解腐败问题。在此基础之上，祁玲玲老师的研究主要针对 “责任认定理论（clarity of responsibility）”做出回应，提出影响总统制民主政体腐败问题的核心因素更可能是行政系统和立法系统的目标分离程度，而非责任认定。具体而言，总统制民主政体腐败问题的产生源自于两个机制的作用：一是行政系统与立法系统的目标分离（separation of purpose）；二是选举制度的设计。在实证检验部分，祁玲玲老师通过对1995-2016年间的69个总统制民主政体的数据分析证明，目标分离程度越高的总统制民主政体的腐败程度越低，而责任认定的差异对总统制民主政体的腐败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新加坡国立大学钱继伟研究员以“谁在影响着中国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公司亦或是工人？（Who are Enforcing Social Insurance Regulation in China: Local Government, Companies, or Workers?）”为题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首先，钱继伟研究员基于对现有研究的梳理，归纳总结了影响中国政策执行的三个主要因素：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多少、公司是否合规以及地方政府针对政策的激励。在此基础之上，研究聚焦于中国的社保政策，以非正式部门的雇员作为研究对象，即在小型私营企业工作的劳动者以及没有劳动合同的灵活就业人员，并观察和分析了究竟是何种因素影响着社保政策在这一劳动群体中的实施。研究分析了2010年以来中国50个城市的相关数据，并发现对于非正式部门而言，公司合规与个人维权是影响其社保政策执行的两个最主要因素。
吉林大学于君博教授以“数字政府治理的回应性陷阱：基于东三省‘地方留言板’的考察”为题，通过回归基本概念，从事实与价值兼顾的二维视角对尚不明晰的“回应性”概念进行了确定性的辨识。在此基础之上，于君博教授的研究全面考察了作为数字政府治理重要形式的“留言板型网络问政”的回应性，在事实回应层面证实了已有研究中论证不够充分的选择性和条件性回应等数字政府治理的回应性痼疾。研究发现政府回应在其中呈现出较强的随机性、随意性的特征和维稳导向；在价值回应层面揭示了数字政府在问题解决方式上对公众的需求与缺乏情感体谅和顾及的现象，以及政府与公众沟通过程中怠于对社会价值进行吸纳与引导、对话与协商。最后，研究指出数字政府治理亟需走出两个回应性陷阱：“裁断型”回应的思维桎梏与“粗放型”回应的行为惯性。
浙江大学高翔副教授以“地方干部的‘徐庶化’现象及其成因”为题，针对基层治理中干部“懒政怠政”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解释。所谓地方干部“徐庶化”意指地方干部缺乏工作积极性，骑驴找马、得过且过的行为模式。研究基于浙江、 广东、山东、河北和安徽等五省份379名县乡干部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基层超负荷工作压力、个别党政机关不公正的干部选拔等现象会激发地方干部的辞职倾向，却不会显著降低他们对党政体制的职业认同，而党政机关工作的职业回报是显著影响干部辞职倾向、塑造干部职业认同的关键。研究认为，地方干部期望的职业回报既包括薪酬福利等物质激励，也包含了工作的成就感和价值感。地方干部有着超越薪酬福利、职务晋升的多样化生涯激励，也意味着中国亟需解决地方党政机关面临的管理问题和体制转型挑战。
复旦大学张平副教授以“房地产税、房价与房租：理论模拟及其中国房地产说改革的启示”为题，研究了中国房地产税对房价和房租的影响，以及房地产税在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中所起到的作用。张平副教授通过模型进行模拟的结果表明，房地产税对房产实际价值的影响相对有限，即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房地产税率为1%且不增加任何公共服务资本化到租金中时，房地产税也仅会使房价下降25%，而租金的上涨幅度最高可以达到40%，但租金的上涨是基于租房人可受益的公共服务价值得到实质提升。此外，张平副教授的研究同时指出，房价泡沫的存在会导致房地产税使房价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
单元三
会议的第三单元由北京大学宋磊教授主持，共有6位学者汇报了自己的论文。
复旦大学唐莉教授以“当跨国资本遇上在地关系——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When Transnational Capital Meets Local Connec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为题，将跨国资本与“****”人选计划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当地域、年限等其他因素被控制时，海外留学经历会对入选“****”有负面效应，本土培养的学者或者坚守本校的学者则会更快地进入国家的人才计划。唐莉教授进一步指出，海外的学术经历将使得海归学者在建立海外的资源网络上比本土学者更具有优势。同时，本土学者还要承担更多的管理和教学任务，这使得前者在国际期刊发表上有着更加优异的表现，但与本土学者相比，其国内资源网络较为弱势。此外，本土学者的人才转换更快，而从长期来看，国内学界的资历收益率更高，更能够为入选人才工程计划提供支持。
上海外国语大学郝诗楠副教授以“香港政治的‘台湾化’现象（On the Same Way? Understanding the ‘Taiwanization’ of Hong Kong Politics）”为题，研究首先指出传统对港台问题的理解认为随着经济上的统合，政治上的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然而，现实的演变却表明贸易的整合并不能直接带来政治分歧的消除。近年来，香港出现了一系列激进的社会运动与台湾呈现出某种相似的特征，即社会政治化的程度不断提升，这实际上是长期累积的后果。研究认为，外源内斗的政治模式可以为这种转变提供一种解释机制。其中，中国因素被卷入香港的宪政机制，进而触发一系列的抗争和动员。同时，香港政治制度中比例代表制造成了碎片化和运动化的政党体制，而伴随着国家认同的下降以及对主流建制派的疑虑，政治议题的斗争则进一步被放大并且被推向极化。
同济大学翁士洪副教授以“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共享自行车公共治理的创新（Innovation of Bike-sharing Public Governance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Holistic Governance）”为题报告了自己的研究。研究首先梳理了共享单车的历史演进状态，并指出自2014年以来，中国的共享单车数量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自行车保有量的迅速下降和汽车保有量的迅速上升。由此，共享单车带来了新形态的治理问题，而现实中政治监管的缺失和错位使得这一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共享单车所带来的跨部门和跨区域的治理问题具体表现为不同部门之间目标和协作的不统一，甚至是互相冲突。而解决之道则在于实现整体性治理，通过完善部门协作的治理机制，提升管制水平和治理绩效，以期更好地应对新的治理问题。
北京大学博士生章高荣为会议做了题为“政治、行动与社会逻辑：政策执行的一个分析框架——以< 慈善法>核心条款的实施为例”的报告。章高荣博士指出，当前政策执行领域的研究对中国情境的关注不足，无法从结构层面有效解释政策高效与阻滞并存的问题。有鉴于此，研究从治理理论和法律社会学视角出发，尝试建构一个由政治性、行政性和社会性逻辑共同构成的政策执行分析框架。研究通过对《慈善法》核心条款执行的分析发现，在中国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政治性逻辑具有优先性，而社会逻辑则作为结构性因素对行政性执行进行变通或者改变，由此优化了政策实施效果。然而，政治性和社会性逻辑对政策执行的优化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行政性执行的合法性为前提的。
上海大学汪庆华副教授以“中国高等院校‘单位制’的残存与新发展（Vestiges and New Developments of the Danwei System in Chinese Universities）”为题，研究了“单位制”在当代中国高等院校的现状和发展。汪庆华副教授首先回顾了单位制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及其不同时期的功能，进一步提出研究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在什么领域中和多大程度上依然还需要“单位制”模式的管理和控制？研究基于对上海市7所高校18位社会科学领域教师的访谈，发现“单位制”依然对当代中国政府管理高校教师有着明显的作用。由此，汪庆华副教授进一步提出“再单位化（redanweinization）”的概念，即相比于以往的“单位制”而言，再单位化的控制包含诸如政治控制、行政干预、市场化等更多元的方式。最后，汪庆华副教授认为，较之以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层面的空间有所扩大，但社会责任和批判精神则不断弱化。
复旦大学博士生王姝黛报告的题目为“治理能力与政府债务风险：来自45个国家的实证证据”。研究利用2002年世界范围内178个国家以及2002-2015 年45个国家的数据开展实证分析，试图发现各国政府治理能力与经济发展间的匹配关系，及其对公共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证明，政府综合治理能力提升有助于债务规模的控制，而这种控制作用在基期实现治理盈余的国家更为显著。此外，政府治理能力表现出明显的木桶效应，即治理能力的财政绩效会受到最薄弱治理环节的影响。有鉴于此，研究认为，为了强化债务风险控制，中国应加强问责与监督机制的建设，提高财政透明度，重构财政约束机制。
在评论环节，复旦大学曾庆捷博士、浙江大学高翔副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陶逸骏博士作为主评论人，分别对各自专长领域的论文进行了点评，特别指出了上述论文在逻辑、论证、研究意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单元四A和单元五A：政体与政党治理专场
第二天上午的会议第一专场系“政体与政党治理”主题，分别由复旦大学王正绪教授和浙江大学高翔副教授主持，共有6位学者发表论文。
复旦大学左才副教授以“当代中国媒体对群体性抗争事件报道的覆盖情况（Media coverage on protests in contemporary china）”为题，研究认为媒体竞争和政治环境是影响媒体选择性报道群体抗争事件的两个重要因素。左才副教授的研究试图回答如下问题，即中国的媒体如何选择群体抗争事件进行报道以及如何报道。在对实证数据进行分析之后，研究发现中国的媒体对多数的群体事件都有报道，然而其中的差别在于社交媒体与地方媒体更多地报道规模较小的群体事件，而官方媒体则更倾向于报道大规模的群体抗争事件。与此同时，媒体报道群体抗争时多使用描述性的方式，只有5%的报道对群体抗争进行了政策改进层面的深度报道。
北京大学马啸博士以“与国家交朋友？中国的社会主义遗产、地方国企和外资（Befriending the State? Socialist Legacies, Local State Sector,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为题，研究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遗产对长三角地区吸引外资的影响。基于对文献的梳理和对现实的观察，马啸博士首先提出一个研究问题：同为长三角区域，为什么有的地区能够比其他地区更多地吸引外资？研究认为，在长三角区域，若该地区在计划经济时期地方国企的国有化程度越高则意味着，该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吸引外资的规模就越大。一方面，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结成联盟，并帮助外资企业扫除在当地投资的障碍。另一方面，高度国有化的商业结构会导致该地区的政策更偏向国有企业，进一步使得私营企业会更加积极地向外寻找海外合作伙伴以提升自身的市场地位。最后，马啸博士指出，这项研究可能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两个：一是强调经济发展并非只有在产权保护特别完善时才能发生；二是突出和强调特定的历史事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复旦大学王中原博士以“再造政治联结：中国共产党新时代的联结建设（Political Linkage in the Remaking: Adapted Linkage Building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New Era）”为题，针对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政治联结方式进行了研究。王中原博士认为，现有关于政治联结的理论源自西方的经验和实践，进而忽视了对威权政体政治联结的分析与解释。有鉴于此，王中原博士提出研究问题：非西方民主政体的政党如何与人民群众建立联结？为什么有的政党擅长联结人民群众而有的政党却不擅长进行政治联结工作？研究以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群众工作为研究对象，发现中国共产党会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更新和调适群众路线的工作，丰富体制化的机制，并推动制度化的政治联结方式。王中原博士以上海市的党建工作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精准扶贫为例，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基层党建、项目制的再分配、基层治理联结、重塑政治联结网络等方式丰富了政治联结的内涵。
复旦大学曾庆捷博士以“中国官僚体制与扶贫攻坚战：运动式治理与官僚制度的聚合（The Chinese Bureaucracy’s War on Poverty: The Fusion of Campaign Mobil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alization）”为题，研究了当代中国运动式治理与韦伯式官僚制度之间的关系。研究首先归纳了韦伯式官僚的四个特点：官僚部门的差异化和专业化、官僚受普遍化的规则约束、具有明确和清晰的等级制度以及对官僚程序的严格遵守。与一般意义上认为运动式治理难以与韦伯式官僚制互相兼容的观点不同，曾庆捷博士通过对精准扶贫运动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运动式治理与韦伯式官僚的实际关系表现为既冲突又兼容。其中，冲突的方面表现为运动式治理不利于官僚部门职能的专业化和差异化，也不利于普遍规则的形成。而运动式治理与韦伯式官僚的兼容方面则体现在两者在运行过程中一方面都具备严格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也都表现为对既有程序的严格遵循。最后，曾庆捷博士认为，如果将韦伯式官僚制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则会发现其与运动式治理并非完全对立，易言之，运动式治理并不意味着韦伯式官僚制的失败，也非对现代化进程的偏离，而是特殊历史传统下的一种制度安排。
华东师范大学陶逸骏博士以“老工业基地的规制渗透治理机制：东北T区实践”为题，针对东北T区的基层治理实践进行分析和解释。陶俊逸博士指出，作为东北规模较大、也较具代表性的老工业基地之一，T区受改革开放及1990 年代国企改制潮流影响，人力、资本、土地厂房大规模释出、迁移、重组，同时引发许多冲突，也为发展带来困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T区的基层治理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省、市的制度改革外，T 区自身施行大规模搬迁和区域规划，同时开展许多制度试点。这些规划和制度实践在几年内改善困境。政治社会秩序恢复，社区治理顺利推动，经济发展在转型老工业基地当中相对平稳。研究认为，省级、市级和T区三级治理的联动式T区基层治理改革的核心内容。具体而言，省级政府负责全局性的统筹和规划以及构建新型党建工作格局，市级政府推动建立人民信访接待大厅并完善信访制度，T区层面的改革则侧重于全面性和渗透性，以全面动员、土地财政、社会治理大调解等方式提升T区的基层治理质量。
北京大学博士生黎斌以“城市再发展治理中的威权韧性：基于中国广州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比较研究（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of Governing Urban Redevelopment in Guangzhou, China and Saint Petersburg，Russia）”为题，研究了威权韧性在城市空间再生产过程的体现和变化。黎斌首先对威权韧性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并认为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应当去意识形态化并且从地理生物学的角度重新理解韧性的含义。通过对中国广州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城市空间再生产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特色的威权体制表现为更强的韧性，易言之，相较于俄罗斯圣彼得而言，广州在城市空间再生产过程中更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两地政府在城市空间再生产过程中的诉求不同，进一步影响了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
上述6篇论文的主评论人是北京大学张长东副教授、南京大学祁玲玲副教授、复旦大学吴澄秋副教授以及多伦多大学博士生温尧，他们分别就各自擅长的领域对这些评论提出了学术批评意见。6位报告人则针对主评论人的评论以及自由讨论阶段的发言进行了回应。
单元四B和单元五B：“抗争政治与政治信任”专场
第二天上午的会议第二专场系“抗争政治与政治信任”分别由浙江大学的耿署教授和吉林大学的于君博教授分别主持，共有6位学者汇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山东大学王军洋博士以“军转安置政策与转业军官抗议”为题，着重探讨了当下军转安置政策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研究指出安置政策变迁的非连续性、政策设计的模糊性和政策执行的城乡差异性影响了安置效益的提高。而计划匹配的安置模式对地方既有的干部选任和晋升秩序产生了冲击，使得地方政府逐渐开发出一整套的抵制策略，通过提高自主择业率、降职降级和闲职虚职安置等措施舒缓自身的压力，但也成为了层出不穷抗议的诱因。王军洋博士进一步提出可以通过出台退役军人权益保障法，在退役军人事务部的框架之下整合原有的安置政策，建立以服务年限和军衔军阶为基础的福利保障政策，从长远着手更好地解决当前军转安置面临的实际困难。
南京财经大学黄建伟教授以“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性：基于案例的因果推理”为题，将由京沈高铁而引发的抗争事件进行了分阶段的讨论，从而发现公共抗争与政府回应在不同阶段互动模式。研究分析了抗争和遏制力量在矛盾萌芽、矛盾蔓延、矛盾泄洪和矛盾平复期不同阶段的博弈策略，并运用力场理论和过程追踪方法进行因果影响和因果机制的分析，对社会抗争和政治回应性进行完整的因果推断。研究发现，当下我国社会抗争和政治回应逐步呈现良性互动的趋势，而传统抗争性政治正逐步向回应性的政治转变，而在这一过程中应该重视信息和通信技术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同时积极推动民主和法治建设以实现治理模式的根本转变。
多伦多大学博士生温尧以“中国在推广其模式吗？——理解中国模式之争（Is China Proselytizing its Regime? Understanding China’s Regime Contestation）”为题，围绕中国在治理模式方面的输出策略选择展开研究。他认为中国在治理模式输出的行为选择方面释放出非常复杂的信号。一方面，随着中国影响力的逐渐增加而显示出更强的自信，力图展现自身治理模式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在输出治理模式的同时也力图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之争，将制度推广和模式输出的重点放在治理绩效上。这种脱敏的行动策略却又在不同层面上对西方主导的模式构成冲击。
重庆大学游宇博士以“自然灾害与政治信任：基于‘汶川大地震’的准实验设计”为题，分析了自然灾害与公众政治信任之间关系，探讨其作用的因果机制。研究通过对汶川地震前后的数据分析，发现外生的自然灾害会在短时间内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公众对不同层级的政府信任度呈现出“反差序格局”，地震有助于提升公众对区县政府的信任，而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强化作用较弱，其中媒介起到重要作用。公众接收官方媒体信息的频率与政治信任在短时间内提升的幅度成正相关，政治信任的冲击性增长也会随着公众关注重心的转移和其他治理问题回到议程而逐步减退。如果信任的“突增”没有转化为制度化的支持，信任度又会逐步下降。
北京大学博士生季程远以“试论经济创收与政治支持——以2015股票牛市为例（Economic Windfalls and Political Support: Evidence from the 2015 Bullish Stock Market in China）”为题，结合相关案例，通过分析股市表现与公民对政府支持度之间的关系来揭示短期的经济表现对公众政治态度的影响。研究指出中国股市自身具有的政策强干预以及公众过度反应的特征，使得公众对经济表现的短期绩效有着独特的回应模式。公众对经济指标的反应部分受到政府的操控，但没有发现其他更具主观性态度的指标与之存在显著性关系。
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生、即将赴海外就读的魏必为会议做了题为“中国政治信任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Effects of Political Trust on the Non-institu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的报告。研究认为中国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中公***的机会主义倾向影响着公众的行为选择和行动策略，而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则是不断上涨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诱因。地方政府在民众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形式的选择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会进一步改变公众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倾向。公众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态度对非制度化参与有着鼓励和压制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中鼓励的因素能够诱发更多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背景、个人经历和性别差异都会对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产生影响。
上述6篇论文的主评论人是南京大学邓燕华教授、北京大学宋磊教授、复旦大学王中原博士以及复旦大学王正绪教授，他们各自对不同论文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学术意见。在自由讨论环节，则有更多学者和学生参与了对这6篇论文的学术讨论。报告人则针对这些意见进行了一一回应。
闭幕式
会议闭幕式由复旦大学包刚升副教授主持。
按照会议议程，闭幕式首先邀请复旦大学陈晓原教授做了闭幕演讲。陈晓原教授的演讲题目为“中国需要补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因素的课——兼论科学或过度中国特色的区别”。陈晓原教授通过对邓小平文选和列宁著作的解读，指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依旧面临着封建主义残余、制度化建设不足、法治水平较低等严重问题。中国应当积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经验，中国的政治发展应更多地遵循普遍规律，而不是过度强调“中国特色”。具体而言，当代中国政治的普遍性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共同规律；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三是基本国情。有鉴于此，陈晓原教授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之一依旧是积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与补课，以此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在会议总结中，主办方代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敬乂嘉教授认为，本次会议的论文和讨论涉及国家治理领域多角度和多层面的诸多问题，有助于丰富国家治理理论的内涵。此外，本次会议延续了论坛的传统，积极接受和鼓励年轻人参会，推动了青年华人学者的交流和进步，希望年轻学者能够在论坛中“成长、成才、成名、成家”。敬乂嘉教授还指出，未来还需要把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把不同方法和视角汇聚在一起，继续产出更好的国家治理理论领域的学术成果，并衷心希望北大-复旦“国家治理深度论坛”越办越好。
主办方代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张长东副教授也做了会议总结。张长东副教授充分肯定本次会议的论文质量和与会者的讨论水平，感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会务组为本次会议提供的服务，同时也感谢各位参会学者的积极参与，并期待各位学者2019年5月光临北大，借北大政治学学科成立120周年之际办好第三届“国家治理深度论坛”。
最后，包刚升副教授指出，大学的使命是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而此次会议为创造知识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平台，他代表本次会议会务组感谢所有与会学者的参与和支持。到此，第二届“国家治理深度论坛”圆满落幕！
（供稿：李亚丁 吴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