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8日，“第二届中印发展与治理论坛”学术论坛在复旦大学光华楼成功举办。本论坛由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甘地与印度研究中心、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以及海德堡大学南亚研究所共同举办，来自中国、印度、美国、新西兰、德国、南非、荷兰、新加坡、日本等国的学者出席了论坛。
论坛开幕式环节，论坛联合主席复旦大学敬乂嘉教授、加州大学河滨分校Anil B. Deolalikar教授、海德堡大学Rahul Mukherji教授分别致辞。随后，论坛围绕4个单元展开，与会学者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和印度的公共治理议题及比较研究。
论坛第一单元由加州大学河滨分校Anil B. Deolalikar主持，来自京都大学的Rohan D’ Souza首先分析了中印跨国河流治理的挑战——可能的想象和零和游戏。Rohan教授介绍了水治理的历史，从工程师角度的水资源管理开始，到生态保护者的模型，他提出在1980年代对水治理的概念有了新的转向，应该将河流从历史的角度看，其折射了历史、文化、地理等不同角度。在跨国界的河流治理中，实际情况往往十分复杂，因为河流跨越国家边界并常常与安全议题相关，河流不仅关乎政府和社会组织，更在当地社区层面展开，比如中国在治理水的传统上分为儒家的疏通、控制和道家的无为而治，河流关乎文化、生态，属于某一空间形成的过程。
来自复旦大学的刘承昊分析了印度对外援助的治理框架，首先他简要介绍了印度作为一个传统国际发展援助接受者的情况，和如今的南南合作模式。作为与世界霸权结盟的另一选择，南南合作这一概念缘起于1985年；进入21世纪，南南合作的范围更加广泛，印度加大了对外援助，但是印度的对外援助也存在诸如战略策划、评估与监督机制的缺失、忽略没有经济联系的国家等问题。
来自海德堡大学的Rahul Mukherji教授研究了印度的孟加拉邦的福利主义政治的起伏。首先Mukherji教授简要梳理了孟加拉邦再分配政策，孟加拉邦有强大的农业产业基础；而1991年经济改革之后，获取投资的政治观念占上风，福利政策则走下坡路；注重工业与投资的发展使得该邦共产主义政党的政治基础不复强盛，不同的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
在第二单元，来自印度的Kaushiki Sanyal 博士展示了文章《印度的协商民主和公民参与》。印度和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将公民意志转化为国家法律政策的路径也大不相同。文章深入剖析和比较了中印的政策转化路径及其与政治体制的关系，以1999到2014年的9类法律法规的游说和立法过程为例，描绘了印度协商民主的轮廓。过去20多年间，印度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NGO和草根阶层、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司法机构、媒体和社会组织等多元的主体影响着政策制定的进程。作者试图通过对法律形成过程的分析，构建一个多元参与、现代的、草根阶层的民主协商理论模型。
来自纽约大学的雷镇环展示了他的合作文章《中国农村的财政转移、选举和治理》。财政转移是地区间资源再分配和促进地方公共服务的工具，也可能被政治家利用，将资金分配给支持者和同阵营者，以在选举中获得优势。1998到2002年间覆盖22个省961个村庄的调查数据发现，财政转移与地方公共产品提供有相关关系，财政独立性—转移资金占总收入的比例—与公共产品提供相关性较小。
来自印度金道尔大学的Arun Kumar Kaushik 教授研究了印度选举结果和公共产品提供的关系，分析政府层面的政治竞争和Panchayati Raj机构（PRI）的融资可能带来的影响。总的来说，尽管PRI在印度大部分地区都是很重要的支柱，但在学术界还没有得到很多关注。将国家层面和Panchayati层面的政治竞争与PRI融资联系起来，这可以在数据可用的北部几个州初步完成。
来自旁遮普大学Mohammad Sohail认为传统的治理模式促进了保密文化，并阻碍了信息共享。在过去五十年中，社会科学文献，特别是公共行政、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文献提供了不同的治理模式，这些由新公共管理和企业家政府组成的替代模式不仅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效率和经济性，还旨在使治理变得透明、反应迅速、负责任和公民友好。在此背景下，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国家已经开展了一系列以公民为中心的行政举措。在印度，主要举措包括信息权利法、公民宪章、电子政务，简化程序以减少提供服务的时间和成本、权力下放、建立监管机构或委员会。其中，2005年《信息权利法》（RTI）成为促进透明度，问责和遏制腐败的有力武器，更加明确地促进以公民为中心和善政的理念。RTI确保了普遍的获得由政府资助的公共当局和机构掌握的信息。
第三单元由来自海德堡大学的Rahul Mukherji教授主持，金道尔全球大学的Swagato Sarkar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书琬博士合作向大家介绍了他们的文章——《中印土地征用治理的比较研究》。文章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对中印治理体系的比较——国家主导和市场主导的土地征用模型哪一个更具优势？就功能的角度而言，从农用到工用的土地转型过程中，是否可以实现自发且平稳的转型？两位学者分别介绍了印度和中国的土地征用的演变历程，比较分析了两国国家过度征用引发的社会影响和冲突，介绍了两国国家的补偿和解决方案。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陈慧荣教授在制度诚信和非正式规则的框架下，探讨了在中国法律管辖之外的土地发展情况。在分析了不同类别的非正式制度之后，文章主要着眼于互斥的非正式制度这一类别及其动态发展，关注中国情境下的非正式土地发展，例如小产权房、违章建筑等问题。陈慧荣教授举了深圳土地扩张案例，随着80年代城市化的步伐，深圳经历了迅速的土地非正式化扩张（1984-1992）和迅速的国有化（1992-2004）过程，农村违章建筑数目惊人，“种”房保地运动周期性的发生。一方面是政府严查对违法建筑，一方面是村民以各种形式集结，为非正式土地权利辩护，最终政府达成某种形式的让步，非正式规则逐步实现正式化，这一分析机制对于其他诸如小产权房问题的分析也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
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王茵教授阐释了PPP模式的提前终止机制。一方面，PPP项目在中国90年代以后迅速的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的PPP项目在周期结束前提前终止。文章试图解析政治环境如何影响到PPP项目在发展中国家的命运，以及什么是决定PPP项目在中国提前终止的重要因素。文章使用质性研究方法，从自1988年至2016年的所有148个道路及桥梁PPP项目中选取了30个项目作为样本，在考虑了包括项目与中央政府政策冲突、民意冲突、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冲突、环境及项目收益等五方面的影响条件后，分析项目情况得出结论，在中国，政治环境特点影响PPP模式发展，最重要的影响要素是中央政府立法和规章制度的影响。
来自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柏鲁克分校的陈斌教授介绍了他的合作论文，通过案例比较引入对公私伙伴关系中的交易隐患与治理机制的探讨。陈斌教授指出，常见的影响PPP项目成败的隐患主要是四个方面：不确定性，评估困难，信息不对称，以及合同完成期限。但现有研究没有形成涵盖了四个方面的完整的理论框架，同时没有深入阐释这一影响路径，尤其是没有将治理机制、绩效表现等等引入现有的分析机制，并且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情况而缺乏概括。文章理论部分就着眼于细化这一影响路径，对应的提出8种治理机制，分别是认识、灵活性、保护、认可、透明、竞争、声誉和信任。接下来，陈斌教授引入中印的两个背景而结果大相径庭的BOT案例，从新的分析机制出发，分析了造成这不同结果的原因。
论坛第四单元由来自南非西开普省大学的Chris Tapscott主持，来自上海纽约大学的李逸飞教授的报告主题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自豪与偏见”。中国的生态建设包括国家提出国家认同，将中国确立为文明进步的新领袖，还包括国家政策框架，特别是对环境问题的一系列监管干预政策。“生态文明”成为学术领域、大众领域和政府领域有关环境的争论的结果。2015年，中央政府将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列为主要任务，并在各省开展试点和非试点实践。李教授从现有问题、解决办法、前景展望三个角度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现状进行介绍，并按照国家级优先和省级优先进行了分类。
来自海德堡大学的Tanvi Deshpande介绍了印度有关气候变化的国家行动计划的制度化变迁，印度的气候变化政策的进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政策重点是全面的环境政策，九十年代议题转变为国际气候变化的辩论，2007年国内出台了气候政策，并继续保持在全球气候问题的争论中积极参与的态度。接着她从行政官僚体制、战略计划、计划核心、关键步骤和资金来源五个方面对国家关于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进行对比，并分析了印度在气候问题的全球话语权的转变。
来自南洋理工大学的于文轩教授围绕中国妇女政治参与的情况展开发言，首先他阐明了妇女参与政治决策的重要性，并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阐述了妇女在中国政治参与的情况。在儒家思想的主导的帝制统治中，女性在儒家社会结构中处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因此只有极少数的女性能够进入政治决策圈。建国以来，五四宪法赋予了妇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权利，八二宪法对这一权利做了重申，之后国家颁布的其他法令中对女性的政治参与予以保障。接着他从文化观念、妇女职责、政府议程设计和实施等角度对女性参与政治的原因进一步分析。最后他提出，随着女性对个人权利的认识不断发展，赋予其政治权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自由市场体系下物质利益的延伸。此外，改革开放的深入有利于中国女性追求平等机会，推动中国的社会性别政策向国际准则的一致性发展。
最后，来自浙江大学的Shachee Agnihotri博士讨论了中国和印度的人口老龄化状况。从社会经济学提供的数据来看，未来五十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强，老年关怀将变得更加重要。接着她从生育率、赡养率、婴儿潮一代、人口红利等角度分析了不同阶段的劳动人口、老龄人口的状况及LTC关怀的具体内容和适用背景。她同时提出，家庭结构的变化、个人主义观念的流行、工作人口面临的压力等变化，影响了老年人支持体系的发展，不断变化的人口数据表明中国未来对老年人护理的需求会增加，印度也是如此。
论坛联合主席加州大学河滨分校Anil B. Deolalikar教授、海德堡大学Rahul Mukherji教授和复旦大学敬乂嘉教授做了总结发言，并期待来年第三届中印发展治理论坛的举办。会议在参与者的热切掌声中结束。
（陈阳、宋怡亭、蔡晓昕、张宇婷、于春玲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