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1日-12日，第二届世界政党与善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逸夫科技楼举行，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同主办。来自复旦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江西财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普渡大学、意大利锡耶纳大学、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越南人文社科大学、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大学、巴基斯坦信息技术学院、孟加拉国贾汉吉尔纳加尔大学、巴基斯坦人民党青年议会健康和教育社会组织（THE）等18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政党组织的30余位学者参与了此次研讨会。会议开幕式由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定平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主任栾建章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分别致辞。
陈志敏副校长在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国内外的治理挑战，而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又密切相关，国内治理问题的解决可以为全球善治提供更好的基础；而全球治理的问题也可能会将危机输送到国内，并同时外溢到其他国家。因此，各国政党更应在面对这些挑战中发挥引领作用。各国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但最根本的评判标准在于这个制度能否为了人民福祉而给予好的治理绩效。最后，他期待各位与会学者能为政党与全球治理领域贡献更多学术成果。
栾建章主任在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既包括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包括国内政党格局的变化，而且这两者的变化还产生了叠加。因此，需要从国内与全球两个维度讨论政党与善治的关系。而在当下，无论国内还是全球的治理都面临着赤字的问题。要解决该问题，栾建章主任认为要从守法、担当和互鉴三个方面去思考。最后他预祝此次会议能成为各国学者互学互鉴的平台并取得圆满成功。
陈东晓院长在致辞中指出，在当今世界，政党一方面是改善国内和国际治理的一个重要政治载体和组织力量；另一方面，政党也需要适应国内外状况的变化、调整战略目标、优化组织结构、增强动员和执行能力以改善其治理绩效。陈院长表示期待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能在会议的讨论中受到启发：第一、世界各国政党该怎样在变动的国际情势下提升对于善治的理解？第二、基于国内状况，政党怎样制定并实施政策达到善治？为什么有些政党成功而有些失败了？第三、由不同政党之间的互相交流而产生的有关治理的积极反馈机制是什么？其中有多少反馈机制是可复制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值得效仿的？政党外交对于国内与全球治理的价值何在？
开幕式后，来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Richard Katz教授发表了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演讲。Katz教授认为，政党政府曾被视为西方自由民主政府的“黄金标准”，但在21世纪初，政党政府这一“黄金标准”却难以寄予厚望，因为传统政党正面临党员流失、政治不信任、选举得票率下降等严峻问题。而敌视自由民主规范与原则的民粹主义政党正快速崛起。同时，另一个对政党政府造成挑战的就是对于“善治”的维持。Katz教授在对历史上的民主政体政党政府的形成及其特点做了简要梳理后认为，目前似乎仍然作为民主价值制度化的最佳形式的政党政府，如果要实现协调善治和政党政府的关系，就应做到：1、在政党层面，要有服务于政治家的技术专业团队，以及政党要有能力与自主性去制定与执行政策；2、政治家自身需要有一定的约束；3、最为根本的则是政治家要受到来自人民的约束，这主要通过媒体与专业人士监督的方式来达成。然而，Katz教授认为，在现有政党政府体制下，只注重短期选举利益的政客始终与以上理念背道而驰，而“民主的泛滥”也会不利于善治。因为一方面，政治家会以民主的名义运用全民公投等手段推卸自己决策的责任，另一方面也会使本应起着指导与引领大众作用的政治家变得倾向于蛊惑与煽动大众。
在研讨会第一单元中，来自意大利锡耶纳大学的Maurizio Cotta教授以“意大利的政党政府与技术官僚治理：冲突还是互补”为题，认为在政党政府中，技术官僚在何种程度上对民主有益或对民主有弊，始终是一个开放的问题。Cotta教授以意大利政治为例，发现过去的十年中，政府内部的政党政府和技术官僚治理原则始终纠缠在一起，时而产生积极的结果，时而带来更加冲突的后果。而在当下政府中，这一冲突愈加明显起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牛海彬副研究员以“民粹主义时代的政党作用”为题，回顾了当下右翼民粹主义的动态和特点，并认为政党在民粹主义时代能够发挥使政治机构运转起来、代表更广泛的选民，包括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及稳定政治制度的作用。牛副研究员还论述了欧洲、美国与巴西的民粹主义对政党与政策的影响。华东政法大学的阙天舒教授以“当前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评估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动能释放”为题，阐明了世界政党政治的新变化，进而阐述了评估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和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趋势的实践逻辑；最后通过政党治理绩效的比较介绍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贡献与不足。复旦大学的曾庆捷副教授以“威权政体中执政党能力的起源”（The Sources of Ruling Party Strength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为题，综合了现有文献，阐述了其解释威权政体中执政党能力来源的理论框架。曾副教授认为，由于政党不断寻求夺权和固权，因而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在有组织的、强大的反对派所构成的挑战中维持生存的努力。在使用了1972 —2012年期间存在的60个威权主义主导型政党政权的数据集来检验该框架的可观测结果后发现，如果政党起源于对现政权持续且暴力的斗争反抗，那么其倾向于保留强大的政党组织；而在夺取政权后由独裁者创造的政党则面临发展政党能力的障碍。来自于国际环境的强大的民主化压力和缺乏资源禀赋也刺激了政党的能力建设。普渡大学的Dwayne Woods教授和越南人文社科大学的Pham QuocThanh教授分别对上述论文一一作了点评。
在研讨会第二单元中，清华大学的李莉教授以“印度的治理、认同和政党”（Governance, Identity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India）为题，提出研究问题：在印度的国家选举中，是认同因素还是治理因素发挥了更大作用？李教授简要地介绍了印度的政党体制及其五大特点：反现政权、碎片化、认同、动态化、强大的领导力量。在分析了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的纲领、治理绩效与败选原因后，李教授认为认同与治理在印度选举中都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是认同的作用似乎在下降，治理的作用在上升；印度的政党在选举竞选活动期间更重视认同，而一旦执政便在敏感议题上变得谨慎；人民对执政党治理的满意程度是其能否再次赢得选举的决定因素，而人民对更好治理的期许是政权更替的决定性因素。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王中原博士以“政治联系的再造：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Political Linkage in the Remaking: Adapted Linkage Building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为题，讨论了威权主义政党如何与其公民建立联系的问题。王博士以中国共产党为案例，通过从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11个实地考察地点收集的第一手资料，研究了中共为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所采用的策略、工具和技术，为现有文献提供了有关威权政体社会联系的动机、实践和效果的新见解。巴基斯坦信息技术学院的Muhammad Shakeel Ahmad 助理教授以“后殖民时期与新自由主义混合政体中的选举治理、政党政治与公共政策悖论：对巴基斯坦的实证研究”（Electoral Governance, Party Politics and Paradoxes of Public Policies in Post-Colonial, Neo-Liberal Hybrid Regimes: Evidences from Pakistan）为题，提出研究问题：在后殖民时期和新自由主义混合政体中选举治理、政党政治和公共政策选择是如何以及为何被制定的？作者运用访谈资料和数据研究了选举治理和政党政治的关系、公共政策的选择和混合政体，结合殖民、后殖民和全球性知识生产发现了代表与公共政策之间的矛盾，最后得出了选举霸权和选举场域商品化的结论。武汉大学的王豪博士（代表论文合作者武汉大学唐皇凤教授）以“扎根城市：1949-1952年中国共产党权力组织网络的建构”（Taking Root in the City: The Infiltrating, Embedding, Integrating Proc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Organizational Network of Power, 1949-1952）为题，以历史档案为基础，以中共的城市治理经验（1949-1952）为研究对象，选择北京市为案例，试图回答“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当时权力基础非常薄弱的城市社会中实现有效治理和秩序建设的问题”。作者研究发现中共在1949年至1952年间扎根城市的过程包括三个机制：（1）增长和渗透机制；（2）运动嵌入机制；（3）利益整合机制。在扎根城市的过程中，中共不断实现组织网络和治理形式的适应性调整，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在这种转型背后，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向权力的组织网络的过渡是中国的国家现代化范式。伊斯兰堡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Farhan Hanif Siddiqi副教授对上述论文一一做了点评。
在研讨会第三单元中，首尔国立大学的JeongHun Han教授以“非西方民主国家的卡特尔化政党行为：以韩国为例”（Party Behavior Toward Cartelization in Non-Western Democracies: The Case of South Korea）为题，通过分析政党对制度环境的行为反应来探讨卡特尔化的程度。作者以韩国的两个主要政党为例，发现政党的卡特尔化将取决于卡特尔化行为激励在两个方面的实现程度。首先，政党的主要经费不再由个人会员费组成，对扩大公共活动的动机较低，这会减弱政党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其次，由于对大量成员的激励程度较低，政党可能会缩小其政策代表的范围。孟加拉国贾汉吉尔纳加尔大学的Nurul Huda Sakib 副教授，以“政党传播的动力变迁研究：以孟加拉国的新媒体为例”（Changing Dynamics of Political Party Communication in Bangladesh: the Case of New Media）为题，运用了脸书文本数据和采访调查分析了孟加拉国人民联盟领导的执政大联盟和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领导的反对派联盟联合民族阵线在新媒体时代中竞选活动的本质、异同和优劣势，并发现新媒体竞选方式可以显著降低选举暴力，但也取决于谣言的控制、竞选场地和政权类型等因素影响。伊斯兰堡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大学的博士生Amir Zia 以“霸权与民粹主义辩证法：为什么混合政体中的政党会转向民粹主义？”（Hegemony and Dialectics of Populism: Why Do Political Parties Turn towards Populism in Hybrid Regime?）为题，研究了混合政体中政党和民粹主义问题，作者在分析了霸权、政党和代表机制三者的关系后，认为政党作为代议制下的核心参与者通过党纲、竞选承诺和政策制定方向宣传了新自由主义议程。复旦大学的张春满博士以“共产党国家精英人士为什么加入非共政党？来自中国的理论和实证”（Why Do Elites Join the Non-Communist Parties in Communist Nation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为题，在介绍了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的情况、功能、党员入党动机后，认为民主党派为党员提供了归属感、发声机会和快速政治晋升的机会，这能为中国民主党派的系统研究和一党体制的研究及在比较政治领域中非竞争性政党政治研究提供启示。来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Richard Katz教授和来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牛海彬副研究员分别对上述论文一一做了点评。
在研讨会第四单元中，中山大学的何俊志教授以“香港比例代表制的意外后果”（The Unexpected Consequences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 in Hong Kong）为题，首先建立了对香港比例代表制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何教授区分了“竞选党”（elective party）与“立法党”（legislative party），发现香港的比例代表制之所以有利于大党是因为大党会分成几个独立的小组去参加竞选，并为了取得议席最大化，采取了有风险的选票匹配策略，因而产生了不稳定的大党主导的政党体制。伊斯兰堡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Farhan Hanif Siddiqi教授以“巴基斯坦民主转型中的政党、政治文化与善治”（Political Parties, Political Culture and Good Governance in Pakistan’s Transitioning Democracy）为题，提出问题：政党如何产生对政治文化的特殊形式的理解？ 这对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及其民主连续性有何影响？作者通过对巴基斯坦民主转型过程的分析得出，在多党竞争体系中，政党竞争对于塑造政治文化至关重要，政治文化决定了政治制度和基本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一方面，需要多党竞争来制约执政党，但是，塑造政治文化的政党导致了政党竞争的狭隘的亚文化，损害了政治稳定性和连续性。越南人文社科大学Pham Quoc Thanh教授与其合作者以“越南共产党执政的理论与实践探讨”（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of Vietnam: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Matters）为题，着重阐述了与越南共产党执政方式问题有关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重点分析了越南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定义、越南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实践，以及今后继续创新执政方式的越南共产党的解决方案。上海师范大学的张云翔博士以“党建与中国社区治理”为题，以上海市周浦镇为案例，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培育中国社区治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党创造了一种替代方法，可以直接促进社区行为者的参与，并促进与他们的谈判、协作和协调。党建通过制度框架的制定、治理资源的交换和心理因素的塑造，不仅重组了党的本身，而且实现了整个社会的重组，从而促进社区治理。作者最后认为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过程中，需要加强社区行动者的自我激励和法治意识。意大利锡耶纳大学的Maurizio Cotta教授和来自清华大学的李莉教授分别对上述论文做了点评。
在研讨会第五单元中，英国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博士生侯鹏飞以“欧盟治理与波兰的政党政治”（Menu or Mandate? EU Governance and Party Politics in Poland）为题，以欧盟治理和波兰的政党政治为研究对象，运用詹姆斯·罗西瑙的政治适应理论，认为欧盟治理在短期内可以为成员国的政党政治设定新的议程。然而，在以寻求私利为主的政党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内政治舞台上，欧盟治理更多地只是政党争夺权力的手段。同时，从长远来看，欧盟治理仍可能会间接影响政党的发展。巴基斯坦人民党青年议会巴基斯坦“THE”健康和教育社会组织创建者Qaiser Nawab以“全球南北国家的政党政治、可持续发展和青年政治参与”（Party Politic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s of Youth in Global North and South）为题，以政党政治为什么以及如何使青年参与全球南北可持续发展为研究问题，通过应用定量方法解释全球南北政治及其与青年、可持续发展和政党政治的联系，又以巴基斯坦Tehreek Insaf的崛起并促进青年人参与选举过程为案例，探讨了全球南北关系的不平衡关系及其与政党政治话语和叙事/反叙事的联系，以及它们与青年政治参与的更广泛合作。江西财经大学的杨友孙教授以“中东欧国家族群政党选举成败的原因探析”（Analysis on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Ethnic Part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为题，研究中东欧族群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成败因素，杨教授认为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中欧和东欧各国族群政党成败的外部因素，而他的研究尝试分析它的一些内部因素，认为意识形态，政党目标及其参与议会选举的方式（分开、单独或团结）对族群政党的成败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Chun-Yi Lee副教授对上述论文一一做了点评。
最后，郭定平教授做了闭幕式的总结致辞。郭教授在致辞中首先感谢了国内外与会学者不辞辛劳来到上海复旦大学参加此次会议，并积极参与研讨，对该议题的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郭教授表达了对此次会议主题和讨论的感想，他认为在我们研究政党政治时，始终应围绕政党—国家—社会这一三角关系去讨论。一方面，有些学者强调政党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弱，而与国家联系更加紧密，有些学者强调了个人化的政党，还有些学者强调有些国家政党政治中充斥了太多社交媒体。另一方面，有些学者也会从相反的角度去理解政党政治，比如强调要加强政党与社会的联系，强调去个人化和制度化的政党政治等等。未来的政党研究方向可能就是要整合以上的视角，从而发展新的政党与善治理论。最后，郭教授对参与此次研讨会的主办方与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