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6日，第二届“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研究”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文科楼举行，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
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延边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兰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济南社会科学院、安徽省委党校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20余位学者参与了此次研讨会。会议分为四个单元，首先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潘忠岐教授进行欢迎致辞和会议简介。
潘忠岐教授在致辞中感谢国务学院苏长和院长对本项目的大力支持，并指出本研究项目并不是一项纯粹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也不是纯粹的古代史研究，而是一项概念研究。其次，本次会议将在2018年第一届会议讨论的十个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最新挖掘的六个概念，丰富既有的研究成果。
研讨会的第一个单元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武心波教授主持。武教授解释了一直支持本次会议的原因。首先是个人的情怀。结合2008年后国际关系学界的发展以及自己的会议经验，武教授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学派的必要性，而本次会议在发掘中国特色概念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并因此表达了对复旦路径甚至复旦学派的期冀。其次是现实研究基础的推动。武教授指出，上海外国语大学在2014年成立的中国学研究所也是实现用中国的概念和逻辑研究中国的重要一步，目的是希望避免海外中国研究的弊端，充分体现研究中国就要回到中国的理念。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讲师陈康令以“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研究：指向、起点和路径”为题，首先从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缺乏非西方要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充分解释新的国际关系现实、中国外交实践和话语需要原创理论的支撑、以及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必须要有中国概念这四个维度回答了为什么要研究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这一问题。接下来从中国实力提升、西方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历史和哲学的研究基础、以及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现有成果和研究方向四个角度回答了何以建构中华经典概念这一问题，并对如何进行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研究提出了五大路径：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的“说文解字”、探索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古今联系”、与西方相近概念的中西比较、构建国家间互动的新型分析框架、和对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意义。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谢桂娟以“‘华夷’概念对中国以及国家间互动的意义”为题，在从宏观上介绍研究内容之后对“华夷”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华夷”是一个政治概念、反映了东亚各国的共有观念，并且处于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中。其次，谢教授探讨了中国的“华夷一体”整体主义思维方式，并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华夷一体”之间的联系以及反映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以德服人”倾向。此外，谢教授还就西方世界体系理论中的“中心-边缘”结构与“华夷”进行比较，并总结了二者的异同之处，指出前者是体现了一种实质性的不平等而后者只是体现在文化礼仪上。最后，谢教授比较了古代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与当代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总结了“华夷”概念对中国外交和构建未来国际秩序的启示。
在评论和讨论环节，复旦大学任晓教授表示照搬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难以提供中国特有的智慧和贡献，而本次会议和研究项目体现了一种正在酝酿和产生中的创新性，因此今后需要在这些创意下进行更加细致认真的研究。任晓教授认为对“华夷”概念的研究所体现的重要一点是对平等的理解，“华夷”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平等。复旦大学青年副研究员朱小略从历史发展和中华学派建立的艰难性等角度高度评价了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研究项目，对概念研究的重要性和意义表示认可。此外，他还补充说明了“华夷”概念在先秦时期、汉唐时期和明清时期的变化，历史上华夷之间的对立存在消失的情况，并在如何将“华夷概念”与现代世界相衔接、如何在丰富的概念内涵中寻找合适的标准来确定概念的具体内涵等问题上表示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国际观察》期刊编辑刘玉从当前的主权国家体系、当前的东亚发展状况等维度提出“华夷”这个概念对世界的意义是否合适，以及华夷、天下、朝贡体系如何区分等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武心波教授提出应该从哲学高度来加以探讨，并借助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的区分，认为如果仅从西方横向结构来分析中国中心论则注定难以得出积极的结论。西方的中心-边缘是二元对立、二元否定的结构，而对中国的研究需要借助纵向结构，或涟漪结构，而不是用西方的横向结构否定中国的纵向结构，因为“华夷”是不断变化的。学术研究中需要对中国的纵向结构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挖掘，并充分认识到其与西方横向结构的同等重要性。
在研讨会的第二单元中，济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征以“论‘大一统’与国际关系”为题，结合当前欧盟、东盟的发展现实，以及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国际秩序”，充分探讨了“大一统”概念的产生基础、概念与内涵、以及当代价值。借助雄厚的历史基础，王征教授追溯了从诸子百家到秦汉时期的“大一统”概念内涵，提出大一统秩序可以分为内容、空间和时间三个方面，其中空间维度上国际体系结构的决定作用是大一统秩序的内在属性，是大一统秩序观的核心。接下来王征教授通过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两个阶段分别论述了大一统秩序的形成与强化、重构与升华的过程，并结合结构现实主义物质层面的体系结构和建构主义社会层面的体系结构对大一统秩序进行解释。大一统的“物质结构”主要体现在以赋税为基础的财富积累和以人口为基础的军队规模，而“社会结构”则特指中国古代以“天下”观念为背景的民心向背的分布。最后，王征教授总结了大一统概念对当前全球一体化进程解读的价值，并指出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貌似美国一家独大实则暗流涌动的事实，并就局部大一统在今后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做出了说明。
安徽省委党校讲师公为明以“‘中’：一个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的联合分析”为题，充分探讨了“中”的概念和内涵，并将其与中国国情、中国外交和中国共产党相联系，以及与西方“制衡”概念进行区分。首先，他通过对中原、中庸和中道三个概念的追溯、阐述和比较，界定了国际政治意义上的“中”，即“中”是建立在认同上的地理意义上的中心，最主要的体现是国际权力或地缘政治的中心并带有地位价值上的最高尊严，同时也需要礼、道德、文化和规范上的支撑。其次，他从东西南北与海陆统筹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国情的“中”，从总体稳定、均衡发展和公平正义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外交的“中”，从高度一致与辩证统一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此外，他认为不管在国内政治中还是在国际政治中，制衡一词强调了干涉、分离或对抗的意味，而缺少中国传统概念“中”的独特内涵尤其是全面、连接和转化的内涵。最后，他对如何走向“中”和拥抱“中”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在评论和讨论环节，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讲师孟维瞻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均势理论做出了进一步阐述，并指出西方的制衡背后仍受控于资本，而中国则是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除此之外，他将自己之前对统一的研究与王征教授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和分析，进一步结合国际政治现实来理解统一概念的价值。此外，他认为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但忽视了大国如何维持、以及大国如何分裂和重组等问题，对苏联解体、中国崛起、阿拉伯之春等重大问题也不能提供圆满解释，因此需要我们贡献中国的智慧。《国际观察》编辑部主任赵裴认为大一统的概念与重要的现实问题如欧盟、非盟的发展存在重要联系，同时我们应该关注大一统的过程而不是强调结果。此外，他还指出“统”与“分”之间的关系、“统”的对象、“中”这个概念在国际政治中的内涵、中国从地理上的“中”到思想上的“中”的过程等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思考。南京师范大学张耀认为国内学界在立足于中国特色传统文化，充分挖掘其世界政治意义以更好的解释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等问题上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而完全照搬西方理论是难以进行解释的。既有的研究更加关注如何将中西概念进行衔接，而立足于中华经典概念则打破了这种思维方式，因而具有独到的价值和意义。武心波教授认为在理解大一统时需要将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因为时间是空间之母。中国和欧洲统一和分裂的差异根源在于中国解决了时间问题，这种解决是通过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即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下人们往往思考的是家族而不是个体的存亡，因而体现了一种长时间的倾向。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的个体本位，在个体本位的社会结构中冲突是必然的，因而必然是“分”的，难以实现“统”。此外，武教授还指出，应该少在应用层而多在哲学层次理解“中”，“中”的哲学含义就是道学意义上的“三”，中国的生命哲学最重要的是和谐，取其“中”。
在研讨会的第三单元中，兰州大学博士研究生王志远以“阴阳：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视角”为题，认为在“新型国际关系”发展趋势和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思想正在得到不断的挖掘。随后王博士对“阴阳”这一极富特色的经典概念进行了深入的阐释，探讨了该概念与中国人一般思维方式的内在关联性，分析该概念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的思想养分的可能。在探讨了阴阳的概念、运动机制和与中国传统思维关系的基础上，王博士认为阴阳可以成为理解国际关系的新视角，并结合中国外交中的阴阳思维对此观点做出进一步解释，即阴阳视角更多地强调互补和谐和情景管理。最后，王博士也提出了将阴阳概念引入国际关系时应当注意的四点问题，即：避免泛化阴阳概念、处理精确与模糊的关系、避免生搬硬套使用阴阳概念以及避免将阴阳视角与西方国际关系解释视角对立。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宗立宁以“‘缘’与当代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为题，细致的剖析了“缘”的内涵，并将其与国际关系中的关系理论结合在一起，阐述其对国家间关系的意义。宗博士认为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强调“个体本位”和“制度性”的西方学派占据主导地位，但却不能很好的解释强调“群体本位”和“关系性”的东方。通过对于“缘”理论的探讨和梳理并结合“关系性”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有助于补充西方国际关系在解释国际政治时的理论视角，进而探索中国与东亚国家间的国家间关系的新路径。最后，宗博士提出通过以“缘”为纽带打造并通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往过程，逐步论证“缘”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
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于凡超以“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和而不同’”为题，在考究“和”与“同”的汉字释义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人处事中的“和而不同”思维，并对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和而不同”原则进行理论化的阐述，探讨了其对当代中国外交以及国际关系的影响和启示。于博士认为“和而不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反映了追求人、家庭、国家和社会的和平、和谐的希望，但同时却不以人与事物的相同和齐一为前提，显示出古人对事物差异性的辩证性思考。于博士首先梳理了历史上“和同之辩”，再将中国人“和而不同”的为人处事之道的特点投射到国家互动层面之上，总结了在“和而不同”理念之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中在德化四方、素位而行、华夷关系的三个方面的特点。于博士认为“和而不同”的国际关系理念让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体现出了超越本国视野的“天下”关怀，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的中国外交显示出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和谐发展、休戚与共的特点，因而在世界格局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日，具有重要的理论补充意义。
在评论和讨论环节中，复旦大学副教授陈玉聃指出在西方和中国都有一种将西方和中国思想二元对立的不幸倾向，但学者在研究中应该极力避免这种倾向。此外，就古今中外概念内涵的变化、阴阳的方法和卡赞斯坦的分析折衷主义的区别、“缘”的不同内涵、以及如何在理论上梳理清楚为何今日又需重提道德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讲师连波认为在挖掘中华经典概念的时候关键一点在于要对现实问题有解释力，而不是去替代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的哲学概念对于中国的行为具体有什么影响应该上升到战略文化上做进一步阐述。大连外国语大学讲师秦立志强调在撰写文章时应该注意变量机制，了解变量的正负影响。想要将中国的概念推广到西方确实需要更科学的方法来支撑。另外，不能过度强调西方思想中的非此即彼，中国的思想中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复旦大学的朱小略认为如果要用中华经典文献来解释国际关系理论，第一步的概念和内涵分析需要非常细致的研究，应该在广泛总结和归纳各种内涵的基础上深入研究那些最具影响的内涵。上海外国语大学武心波教授认为在学术研究中应该尽量摆脱历史的纠缠。因为对于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如果背负着历史的重任，有可能寸步难行。此外，将阴阳引入到国际关系中可以体现很多东方特色，并且可以带来一种方法论上的革命，因而非常值得思考和革新。而根据中华经典概念可以将国家赋予一种文化人的假设，一种君子的假设，从而弥补现实主义的经济人和建构主义社会人假设的空白。我们需要从这种君子的视角来完善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将西方从经济人的（小人）的假设中解放出来。
在研讨会的第四单元中，复旦大学教授任晓认为既然是研究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首先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将概念研究清楚。其次，目前阶段的研究中应该避免过于直接将中华经典概念与现实外交实践与政策挂钩，更重要的是将问题本身研究透彻。再次，鉴于中国的很多概念是多义的现实，因此需要将含义进行分类并选择最广泛的含义，比如“天下”就有地理、文化和政治等维度。最后，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这个项目可以产生很多学术成果，但同时也要避免意识形态的窠臼。上海外国语大学武心波教授认为首先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这个构想值得支持和鼓励，可以先写成一本书加以推广。其次，应该以小研讨会的形式就某一个概念进行深耕细作。再次，建立概念体系并界定不同概念在体系中的位置也是一项艰难而重要的任务。最后，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与西方学术界的对话，通过对话完善概念的内涵并获得西方学界的认可和接受。《国际观察》编辑部主任赵裴认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的智慧和文化历史性与既有的话语表述体系的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值得在研究中加以注意。此外，中西对话中如何采用一种共同的概念加以表述、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以及学科边界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国际观察》编辑刘玉指出在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的研究中应该注意概念的区分问题，从而避免大而化之、增强解释力和科学性。此外，如何实现国际化的表达从而避免自说自话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复旦大学陈玉聃认为不要过于急切地用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去解释当下中国的外交现实，因为有可能造成中国特殊论，而且当下的中国外交究竟和中国传统是否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仍需进一步研究。复旦大学的朱小略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概念体系来容纳各种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
最后，复旦大学潘忠岐教授对本次研讨会进行总结。潘教授首先对各位与会代表学者的点评和学术研究表示感谢。其次，潘教授认为对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的研究应该借用哲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从而在思维深度上加深对这些概念的理解。研究过程中不应该强求用西方已有的概念与中国概念进行比较，同时也要避免将东西方完全对立，因为本研究项目的目标是提供一些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空缺的视角。此外，在将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进行体系化的过程中应该体现中国的思维，避免西方研究中的体系特色。最后，潘教授对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研究项目提出了一些期冀，希望本项目所产生的学术成果和所反映的学术价值是长期的，并且能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指导和方向。
（王国欣、彭霏霏 记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