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6日，国务学院党委成功举办“国箴务实”党建理论学习平台系列研讨会之“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与世界关系”。本次会议采用音频会议形式，研讨会由学院党委书记刘季平主持，院长苏长和和学院20余名专业教师参与研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围绕“在疫情防控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郭定平教授指出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机制不可能是独立存在的，要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去深刻反思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机制。郑长忠副教授高度关注党组织、群团组织参与国内疫情的防控工作，并认为此次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压力测试”。针对此次疫情暴露出来的治理短板，唐亚林教授指出应建立和完善常态、非常态两种不同情况下的应急管理体系。熊易寒教授提出，现阶段新冠病毒疫情的防控已经超出应急管理的范畴，是对政府和社会总动员基础上的全方位管理。沈逸研究员则进一步指出，在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过程中，应形成一套不被遮蔽的、多条线的信息采集渠道。张建新教授提出要强化公共卫生事件的立法保障工作，立法工作要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黄以天老师也分享了对于国家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的思考和认识。随着疫情扩展为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臧志军教授从物质生产和经济基础变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了：生产力已经发展为全球布局、全球产业链、全球供应链，人员、资本等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但是全世界的国际协调与合作明显不够，共识有也不高。刘建军教授提出此次疫情提出的问题是，未来治理议题的设置应该超越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技术化、专业化、议题化的全球治理模式。张骥老师进一步指出当前内政外交的交互影响是空前的，治理的空间范围也已经超出单一主权国家，很多国内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中的公共问题。
围绕“目前世界上疫情治理主要模式及其经验和教训”这一主题，刘建军教授指出中国治理模式在应对此次疫情中比较有效，其治理优势得到比较完整的体现。郭定平教授进一步把中国疫情治理模式界定为“三全”抗疫模式：党的全面领导、政府的全能责任，最终落实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张建新教授则从文化的角度总结了世界范围内“儒家文化圈的应对模式”和“西方文化的应对模式”两种主要的抗疫模式，目前来看前一种更为有效得力。秦倩副教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世界各国建设公共卫生体系的初始目标在于应对历史上出现的经典传染病，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发传染病在全球层面上才引起重视，所以，各国疫情应对一直缺乏固定的模式和理想的指标，常常是“摸着石头过河”。具体到中美两国疫情应对方式的差异，徐以骅教授指出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的疫情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大选的连任问题和自身的选民基础。沈逸研究员则进一步指出中美两国在疫情应对中呈现的不同的治理模式和治理理念，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未来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和治理经验的竞争。
围绕“世界疫情对世界经济政治局势和趋势的影响”这一主题，与会老师普遍认为疫情正在对世界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李瑞昌教授进一步指出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可能正在终结，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时代来临。黄河教授指出疫情危机凸显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问题，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和重组。张骥老师也指出此次疫情很可能会重塑全球秩序，面对国际体系的变化，中国应该有所准备和行动。除去疫情给全球治理和全球体系带来的冲击，陈周旺教授还谈到了疫情给人们思想观念带来的冲击。此外，张楚楚老师还进一步谈到疫情可能给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现实影响。
围绕“当前世界疫情的主要国际舆情和涉华舆情”这一主题，张建新教授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涉华舆情来自于美国，并预测了全球疫情得到遏制后可能出现的舆论焦点问题。沈逸研究员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传播天然具有舆论战的特点，而郭定平教授、张楚楚老师均提到要认真应对国际舆论的变化，使国际舆论尽可能地朝着有利于中国与世界共同抗击疫情的方向发展。刘季平老师提到在全球化时代，要提升国际舆论议题的设置能力。此外，围绕“世界疫情应对中的国际合作与挑战”这一主题，唐亚林教授指出在抗疫国际合作中，根据与华关系的友好程度，建立分类合作的战略和计划。赵剑治老师认为未来应实现援助主体的多元化，特别是发挥政府和民间组织在国际抗击疫情中的共同作用。
最后，刘季平书记、苏长和院长进行了会议总结，强调政策咨询报告和学术研究成果要体现普遍主义的学术关怀，这次疫情提出了很多我们学科需要回答的问题，希望学院教师在全球治理等方面提出国际公共议题的具体操作框架，同时，还希望通过《国务智库报告》、《复旦公共行政评论》、公众号等多渠道来刊登、传播此次研讨会形成的学术成果。此外，我院教师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充分发挥专业学科优势，努力为疫情防控工作建言献策。
撰稿：王昊
审核：熊易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