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人先生雕像揭幕仪式于复旦大学文科楼国箴园举行

你家种的庄稼能赚多少钱？成本是多少？为什么要种这个，不种别的庄稼？平时投入的劳动又是多少……每当遇到身边的农民工朋友，陈其人总会主动与他们聊上许久。

平日里，以严谨著称的陈其人，总给人留下不苟言笑的形象。但是，他却很喜欢和农民工朋友“拉家常”，经常会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与实际收入，也善于用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思考其中的经济学问题。作为学者，“为穷人摆脱贫困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他学人生涯的写照。

1924年，陈其人出生于广东新会。自幼受其外祖父“人美欧美，我慕唐虞”的思想熏陶，立志终身从教。年少时，因帝国主义侵略与国内战乱，他饱受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曾背井离乡，失学流浪，当过中学职员和书店店员。尽管如此，生活的艰辛没有磨灭他对真理的追求。通过不懈努力，他考上了中山大学附中。期间，他听了时任中山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王亚南教授所作报告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又考上中山大学经济系。

大学期间，他读了一本名叫《经济学教程》的书，书中阐述了变革生产关系的概念，引起了他的好奇，于是决心通读《资本论》。1945年，生活极为艰苦的陈其人，通过省吃俭用，用身上仅剩的钱买下一本渴望已久的《资本论》。从此，“致力于《资本论》”成为了他一生的坚定信念。

陈其人将毕生心血倾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在斯密教条及庸俗政治经济学批判、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危机理论和危机周期性问题、殖民地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等方面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探索，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陈老师是真懂、真信，他不仅学问做得深，更重要的是，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国务学院教授郭定平这样评价，陈其人所授的“《资本论》导读”课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0年起，陈其人先后在复旦大学经济系和国际政治系任教。马克思以历史唯物论的方法研究社会、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所揭示的深刻规律让他深受启发，因而他也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自己的研究。他是国内最早总结由亚当•斯密提出而为马克思肯定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两种殖民地理论的学者，同时继承并阐发了王亚南教授关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的研究成果，提出从土地关系开始研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论纲。

“中外古今、东西南北，既有政治经济学原理，又有经济学史，既有世界经济，又有中外经济史”是对陈其人研究生涯的概括，而所有这些，他认为都是自己以“致力于《资本论》”为基础再加努力的结果。

一段时间里，“《资本论》已过时”的声音甚嚣尘上。陈其人却坚信，“《资本论》的原理是永远存在的。掌握了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武器，可以拿来指导我们建设”。正如《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中所说：“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别人说的话”，陈其人也将之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有人曾问他，你就这么相信“本本”？他回答，当然不能迷信，但是应该重视。因为直接经验是本人的，即使他绝顶聪明，最多也只是几十年的，而间接经验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亿万人的直接经验的积累和总结，绝不能轻视。

1978年，复旦国际政治系迎来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本科生，也招收了第一届研究生。陈其人是当时系里仅有的三位有招生资格的老师之一。

作为老师，他始终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认为这两者是相得益彰的。他曾说，对定位为研究型的大学，如像复旦大学来说，不论是新教师还是学生，加强方法论的研究和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很难学科创新，也很难创立新的学科。

“排除是舍象,揭示是抽象,是一个过程的两面。”陈其人时常教导学生，要从已有材料中抽象出规律，揭示出本质。这种严谨的批判性思维，也同样反映在他的研究之中。正如他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理论，全部就建立在卢森堡错误的资本积累论（从理论上看是错误的）中的方法论（有启发性）这一基础上。如果没有对方法论的透彻领悟，恐怕也无法产生“有的错误是包含着正确的因素的”这般感悟。

在陈其人看来，读一本名著，了解其内容并不困难，掌握字里行间的方法却十分困难。因此，他要求自己的研究生要有较高的抽象力和创新力，尤其要掌握方法论，绝对不能全部重复老师的论点和书本上的内容。

“抓大放小”——国务学院教授陈明明这样概括陈其人教授的学问特点，“陈先生上课特别强调‘舍象法’，就是对于有很多‘枝枝蔓蔓’，只有把它们‘拨开’，直奔本质，抓住关键，才能纲举目张。这一点让我们很受教。”

上课时，陈其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从不用已有的教科书。不是自己写的，他一概不用，即使为研究生开课，并且开几门课，都是这样“自产自销”。比如，2002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发展研究》一书，正是陈其人在1994 年对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生讲授的专题，针对学生们的研究方向（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和南北经济关系），陈其人要求他们必修发展经济学。然而，当时有关发展经济学的论著，书店里不是没有，但并不是他期望的那种教材。因此，他就自己撰写，认为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和由他讲授的其他课程构成一个有机的知识体系。

从经济系调入国际政治系工作后，为了给学生上好课，陈其人首先自己“查漏补缺”，仔细梳理知识体系，潜心钻研于理论研究。他曾回忆，“我原来在经济系工作时，就有一点基础;殖民地理论，我则是从头学起的。应该说，这花的时间最多，收获也最大。可以这么说: 我将从斯密、马克思和列宁到二次大战后的殖民地理论，都整理和研究了一遍。”

恢弘广阔的研究视野、条分缕析的娓娓讲述，让陈其人的课广受学生的欢迎。“陈老师的课很有深度，他讲的都是自己的研究所得，而且连续讲两个学期，这非常不容易。”国务学院教授臧志军在谈陈其人教授上课的场景时说。

“先生的为学、为师、为人之道，他的言行风范和精神风格竖起了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林尚立说，陈先生对学生之严超乎想象，但同时他对学生之爱也超乎想象，他是经师人师的统一，是一位真正的“大先生”。

1997年国庆前夕，73岁的陈其人因病在家休养。为了让他多接触平常喜爱的东西和爱看的书，家人们为其准备了一台电脑。可对于陈其人这个广东人来说，要分辨拼音z、c、s、zh、ch、sh实在不容易，于是他天天苦读“王土大木工、目日口田山...”，硬啃下五笔打字法。钢笔换键盘，让古稀之年陈其人进入了他学术研究的又一黄金期。

在他公开发表的25部著作中，有三分之一是在八十高龄后完成的，包括具有代表性的多部著作，例如，85岁发表《李嘉图经济理论研究》，86岁出版《东西方经济发展比较研究》，90岁发表《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研究》。而他晚年惊人的学术创作能力，不仅与他与时俱进的学习能力有关，更与他“不吐不快”的鲜明个性密切相关。

2002年，陈其人的代表作之一《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正式出版。期间，他因三次生病，使得这本书的初稿和定稿相隔 5 年多之久。第一次住院时,陈其人还乐观地将初稿带入病房，准备修订，谁知严重的失眠与服药,使他昏昏沉沉，不能思考、不能动笔，痛苦之极。这种情况，直至第三次出院后，仍持续多时。后来，随着病情改善，他终于用两个多月时间完成修订。妻儿问他，为何如此苦写? 陈其人只是平淡地回答：“脑子里想着问题,不写出来不痛快。我图的是痛快!”

西北大学教授刘承思曾赞他，“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陈其人则淡然答曰：“著文执教中有我，吃饭穿衣外无他。”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用斗室，四十余年。1990年之前，陈其人一家五口，没有书房。最困难的时候，他只好睡在桌子上。为了解决住房问题，他就到南京兼课，每月在沪宁线上奔波，以时间换空间。

陈其人家里有一个小方桌，是他的书桌，也是家里的饭桌。每当吃饭的时候，他就将书移到桌的一边，空出地方来放菜。他要求家里的孩子们不能翻他的书，吃饭前翻到哪一页，吃完饭还得在那一页。回忆起这段经历，陈其人的子女依然记忆犹新，“我们从小就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一起吃饭。”

比起有限的物质条件，陈其人却更关注对精神思想的追求。他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对亚当-斯密教条及其错误根源和影响的批判分析，对马克思创建的货币直接是社会劳动理论及发达国家货币相对价值较低理论的阐发，对历史上几次关于物价上涨原因探索的评述对危机理论和战后危机周期性问题的看法，对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论述等等，也都发人之所未发。

“陈其人先生一生诠释师者真谛，严谨治学、作育国士，为复旦后学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裘新寄语复旦政治学人，传承先生精神，光大政治学脉，坚守卓越为公的学术服务传统，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和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