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书讯 | 包刚升专著《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出版

包刚升《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序

政治思想史这个领域，由于必须横跨政治学和思想史，换句话说，必须兼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因此，至今仍需要一些新的探索。

并不是说中国学界过去没有好的政治思想史著作。无论是早年的陶希圣、陈序经、钱穆、萧公权，还是后来的刘泽华，他们都撰写了至今仍应当时时放在手边参考的重要著作。像萧公权归纳的古代中国多政术而少政理，多因袭而少创造，像刘泽华先生用“王权主义”统摄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其实，都已经触及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基盘。不过，这里面除了萧公权先生受过严格的现代政治学训练，撰写过政治多元论方面的政治学著作之外，大多数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还是历史学出身，这也许多多少少增添了政治思想史的历史学色彩，而缺略了政治思想史的社会科学性质。

说一点我个人的体会。几十年来，我和日本的政治思想史学者有不少交往，其实，无论是与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学者交流，还是阅读日本的政治思想史著作，你都会感觉到一些与中国不同的“日本特色”，这特色里最明显的，就是他们都属于大学的法学部，而不是在历史系。像我熟悉的东京大学，丸山真男、渡边浩、苅部直等都是社会科学出身的学者，他们从一开始就深受政治学训练，当他们重新梳理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政治学那些严格的术语、角度、进路就会重新整合各种政治思想的历史文献，而一些重要的概念，比如 “统治的权力”“政治伦理”“合法化或正当性”等，一方面像聚光灯，把这些政治问题在历史上的演进凸显出来，构成政治思想史的脉络，一方面像格式化，把日本政治史上最重要的“国体”“帝国”“天皇”“幕藩制度”“显密体制”等政治思想内涵，重新做了现代人能够理解的诠释。

我之所以要向读者隆重推荐包刚升教授这本著作，并不是因为他是我在复旦大学的同事，也并不是因为他在古代文献上有多少开拓，历史叙述上有多少新说，思想透视上有多少深刻。坦率说，同样治古代思想史，我欣赏他的某些判断，但并不完全赞同他对传统政治思想的分析；作为历史学者，我在赞赏他的逻辑力量时，也对他的历史与文献方面有不少批评。但是，我最看重的，是他以现代的政治学眼光，介入传统的思想史问题。我读过包刚升撰写的《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和《政治学通识》，很佩服他研究政治学时，敏锐的问题意识、清晰的意义表达、严密的分析逻辑，而他的这些特长，同样呈现在这本著作中。比如说，当他用礼制、伦理、仁政、君子来描述儒家，用强君、农战、法制和赏罚来归纳法家，用循道、柔弱、无为、弃智总结道家，他论述的儒法道三家政治解决方案的“四支柱”，确实清晰而明快，应当说显示了社会科学家的条理；而他用问题、理论、方案、理想模型分析儒法道，用个人与群体的预设和逻辑讨论先秦思想的不同，用政治学的权威与自由、保守与进步等概念描述轴心时代思想光谱，用政治全能主义的概念以及宪法、法治、民主和分权如何制衡政治权力来讨论法家，也把现代政治学的概念、角度和分析，以及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引入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特别是，现代的政治学来自西方，当他从现代政治学进入传统思想的时候，西方理论和东方思想就在不断对话。

在写这篇序文的时候我曾想象，他在撰写这本著作时，眼前一定会不时闪过政治学领域那些西方身影，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哈耶克、阿伦特，甚至福山，而这些来自西方的身影，虽然并不一定在正文中现身说法，但一定会作为隐约的比较背景，出现在包刚升对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理解中。

我很想提醒本书的读者，请特别注意书中的若干图表，这算是本书的一个特色。历史学家也许往往担心图表这种形式，会切割思想学说之间的连续与交错，但社会科学家则擅长用这种简明清晰的呈现方式，让读者一目了然地获得理解框架。其实，图表不仅容易帮读者理解，而且也反过来不断对论述自我条理。这和过去各种政治思想史著作不太一样，或许可以说是作为政治学学者的特征？过去，一些人总想提倡“以中国解释中国”，觉得这样才“原汁原味”，其实这是一个幻想，因为没有“他者”的对比，容易陷入自我想象，仿佛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其实最终还是在传统泥沼之中；也有一些人总想提倡“回到古代”，觉得这样理解才能把握历史的“全须全尾”，其实也是一个误解，因为没有现代的概念和观念重新分拆整合，不大容易看到历史的特征和变化，就像文史哲现代学科虽然重新切分了古典的经史子集，但也让原本混沌的古代文化呈现出可以理解的面目。

在这里，我不想说推动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结合这样的大话，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说，以现代政治学眼光来重新审视古代思想，也许，这就是像包刚升这样的政治学者介入传统政治思想史最大的意义？

葛兆光

2023年5月于上海

以现代学术重新理解古代思想

2019—2020学年，我曾赴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做访问研究。期间，我有幸旁听了时年88岁高龄的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C. Mansfield）教授主讲的“西方政治哲学史”课程。曼斯菲尔德教授沿袭了施特劳斯学派的传统，授课风格以带领学生阅读经典文本和进行文本诠释为主。在这门课的开始几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自然是绕不过去的重量级古典思想家。柏拉图《理想国》开篇的第一个理论问题，就是“什么是正义？”实际上，“何谓正义”在今天依然是中西政治理论界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在讨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曾提到的一个重要概念“德谟咯葛”（demagogue，亦即富有煽动力的民粹领袖）时，曼斯菲尔德教授表情有些无奈地暗示，时任美国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可能就是一位“德谟咯葛”。尽管曼斯菲尔德教授讲授的是西方古代与中世纪的政治哲学，但他的课程常常给人以一种在古今政治之间穿梭的感觉。

在我访问期间，哈佛大学另一位政治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堪称当时的学术明星。他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这些年则因为重申“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这一概念而名声大噪。许多人都知道，这一概念之所以流行，乃是因为中国与美国之间日趋复杂的政治关系。在“修昔底德陷阱”的分析框架中，美国被视为领导者，而中国被视为挑战者。埃利森教授在提到他如何想到“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时，竟将其追溯至他本人大学一年级“古希腊语”课程上所阅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正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该书中的一个重要表述—“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触动了艾利森教授。之后，“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开始流行。由此看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今天大红大紫的流行概念，竟然可以追溯至一个2000年前的西方古典文本。

然而，当将目光转移到国内、审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时，我却鲜少看到这种跨越古今的思想对话。在研读几种流行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专门著述时，许多人的直观感受都是，它们只是在探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古迹”，而难以将这些古代政治思想融入现代政治议题，或者难以实现跨越古今的思想对话。这也使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主要只能吸引专门学科的学者和学生，而无法展现其能够增进对于当代政治认知的“现代魅力”。

究其原因，在我看来，除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本身的特质以及古今政治的巨大转换，主要还在于国内学界往往用一种较为陈旧的范式来研究与解读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及其历史。这种研究范式的基本做法是，以主要思想家的著述为基础，根据这些著述的主题分列篇目，然后进行诠释、总结与评析。按照葛兆光教授的说法，“一半仿佛编花名册，把已经逝去的天才的生平与著作一一登录在案，一半仿佛挂光荣榜，论功行赏或评功摆好”。

这种做法固然有不少优点，能够以代表性思想人物为中心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梳理清楚，让后来者用较短时间就能掌握一幅“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知识地图”。但这种做法的缺憾也相当突出，最重要的莫过于，由于古今政治的巨大转换，这种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路径与写法，已经难以关照当代学者和读者普遍关心的现代政治议题，容易导致一种为了研读古代文献而研读古代文献的情形，难以实现古代政治思想与现代问题意识之间的有效对话。

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和政治史，接受的主要是以政治学、经济学为主的现代社会科学训练。我的一个基本想法是，正是由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主流研究的“自我设限”，我们需要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重新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喜欢将公元前500年前后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称为世界主要古典文明思想奠基的轴心时代（Axial Age/Axial Period），这一时期对应的恰好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理论起源和形成的关键时期。

这一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繁盛局面，而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主要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及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这三大思想流派。因此，这项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试图用新的学术路径重新理解中国轴心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儒家、法家和道家的政治理论。用一句话来说，这本书的目标是以政治学与现代社会科学重新理解古代思想。

从更宏大的视角看，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对当代中国来说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思想资源，但它们不应该成为一种思想的图腾。用新的学术路径重新理解中国轴心时代的政治理论，恰恰可以为我们以一种更加客观公允的立场解读、诠释这些思想提供另一种可能，从而有可能实现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与现代政治议题之间的思想对话。面对祖先的著述与理论，作为后人的我们固然应该心存敬畏，但同时，我们亦可抱有一颗懂得检讨与反思的心灵。毕竟，每一代人都需要部分地或整体地突破先辈曾经为他们的后人设定的认知框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初稿排定以后曾呈送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先生审阅。葛先生耗费许多时间与精力，对初稿做了数十处批注与点评，又欣然提笔为本书作序。葛先生的点拨、指正与作序，对我这样一位晚辈来说，是莫大的提携与鼓舞。我只能说，这种提携与鼓舞，激励着我未来在中国古代政治史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写出更好的作品。对于平素就很关心我学术成长的葛兆光教授与戴燕教授，我的心中满是感恩与感动。

是为序。

包刚升

2023年6月于复旦大学文科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