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治理具有独特的路径、形态和逻辑，是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3月19日，“中国社会治理：范式与使命”社会治理高端论坛隆重召开。本次社会治理高端论坛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理论创新研究基地和政治学人主办，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和上海益联社会治理促进中心共同协办，为期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治理知名学者、实务专家和权威期刊主编等共聚云端，从实践上总结中国社会治理之成果，从理论上提炼中国社会治理之范式。
此次高端论坛包含会议致辞、新书发布、主旨演讲、实践真知、议题对辩、主编对话等多个环节，并通过政治学人B站进行全程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超过2.6万，在春寒料峭之际为学界提供了一场学术盛宴。
致辞环节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党委书记刘季平主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苏长和在致辞中表示，本次论坛将学术探讨与社会治理实践相结合，将会议研讨与线上直播相结合，邀请国内知名期刊参与研讨，论坛“会-议-辩-学”融为一体，是学术论坛的一种新模式。
随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王康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格致出版社社长范蔚文分别作为本次论坛丛书出版方致辞。王康回忆了与“社区中国与基层善治”丛书的结缘历程，并表示作为天津市重点扶持项目，这套丛书展现了当代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她期待有更多优秀的作品纳入其中，以期为中国基层治理提供更丰富的素材与观点。范蔚文表示，刘建军教授带领的作者团队基于“中国社会治理的支点和元点在社区”这一基本认识，将研究视角下沉，走向基层，落在社区治理之上。团队挖掘了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丰富的案例积累，提炼社区治理要义，推出了“城市绣花针”丛书和“社区中国与基层善治”丛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这一重要议题做了解答。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孔繁斌作为丛书编委发表了致辞。孔繁斌引用“每况愈下”和“每下愈下况”这一哲学故事，表达了对刘建军教授的钦佩和祝贺。他指出，刘建军教授把社区这样一个生活场景、生活空间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把研究成果向世人展示、流传，这是一种自我的满足，更是一种勇气。
致辞结束后，会议进入新书发布环节，通过别出心裁的“点亮仪式”进行新书发布，以期点亮理论之困惑、实践之症结和理论之范式。随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刘建军以《“十年树木”：两套丛书背后的心路历程》的主题发表了主编感言。他对参会人员表示感谢，并指出这两套丛书的出版，实现了从读书到读人的转变，实现了从“上学而下达”到“下学而上达”的转变。刘建军希望借这两套丛书，做到“学，可以用，可以释，可以传，可以立”。学要达成这一境界，首先要做到杨政宁先生所倡导的“宁拙毋巧，宁朴毋华”。
新书抽奖环节后，会议进入主旨演讲环节，由刘建军教授主持。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部长、教授徐勇发表了《以中国事实为基点的范式建构》的演讲。徐勇从刘建军教授提出的“单位制”一词入手，指出以西方固有的范式研究中国遭遇了困难，这种困难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思意识。刘建军教授的著述展现了中国学人在研究范式创新方面的探索和理论建构的勇气。当前中国政治学人仍面临双重使命：既要记忆中国事实，寻求自立之道，也要基于中国实践提出原创性的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的演讲题目是《孪生社会 平行治理：互联网空间的治理属性》。何艳玲指出，互联网空间是一种真实的线上市场和线上社会，是基于市场资本而建构的社会结构。这种线上市场和社会治理是一种孪生社会，需要更多的关注和讨论。我们需要建构“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国家治理”的结构化框架更细致地分析资本如何塑造了线上的市场以及这个市场带来了怎么样的外部性和社会后果，在这个基础上如何去推进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的创新，并实现互联网平台的善治。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景跃进就《如何理解中国社会治理中的社会？——从概念到经验、再到理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景跃进从“社会”这一概念出发，认为当前社会是一个结构-功能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国现代化是在深厚的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既是断裂又是延续的，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结构-功能的分化在中国具有自身的样貌：关联性分化和政治性整合。本次丛书的出版基于本土实践建构了相关理论，但社会概念的理论化依然是一项有待深化的工作。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彭勃的发言题目为《安全视野下中国社会治理再思考》。彭勃指出，社会治理是一个特殊的范畴，当前中国学者研究社会治理受到了三个治理范式的影响。国家治理要以安全和发展为目标，在双目标的情况下，面对风险社会的新情境建设美好社会共同体。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吴晓林发表了《城市流量与流量城市：何处安栖的肉身？》的演讲。吴晓林认为，当前城市是集人口流量、交通流量、经济流量、数字流量和物质流量集一身的流量城市，社会流、经济流和信息流高度结合。针对流量城市的出现，吴晓林就流量城市的基础和价值、流量城市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流量城市的社会治理如何改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刘伟发言的题目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可欲的与可能的》。刘伟从官方界定和语词激发的期待两方面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认为最有可能做实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空间是社区，但在社区有效建成社会治理共同体短期来看恐怕不够普遍也并非必然。
内蒙古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拓俊杰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思考与探索》为主题进行了发言。拓俊杰简要概述了民族地区的概况，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三个必然性出发，认为“政治靠的住、边疆守的住和生态保的住”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价值体现。边疆安全是民族地区工作主题，生态保护是民族地区工作基础，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义重大。“三交”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社会善治的现实路径，“2+3+4”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探索。
会议下半场的“实践真知”环节由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汪仲启主持。原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发表了以《自治与共治：上海基层社区治理的实践经历》为题的演讲。马伊里讲述了自己与复旦国务学院的深厚缘分。她认为，在基层治理当中，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有众多议题需要深化和突破。例如，共治怎么做，共治的主体到底是谁，怎么样的互动机制才能最终实现共治？这些议题均需要在实践中回答。
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副主任江维的发言主题为《党建引领住宅小区信义治理之成都探索》。江维指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物业服务的矛盾纠纷已经成为短板。以成都市为例，12345热线中关于物业服务的投诉量占所有投诉案件的50%以上，当前住宅物业服务的管理信任出现赤字，不少物业企业和业委会都面临着信用破产。因此，社会治理需要信义治理。所谓的信义治理，便是基于信托法理，党建引领利益相关的各方秉持信义精神，增设信义义务的互动合作过程。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威利以《治理视野下的社区形成过程理论》为题发表了演讲。李威利分享了自己在党建和治理研究过程中发现的四个关键词：发展、进化、时间、理性。第一，街居制、区域化党建、街区制等分别代表社区治理的发展阶段；第二，社会治理在治理的对象、议题、维度等方面不断进化，更强调从空间维度思考矛盾性议题；第三，社区内发生的各种问题，实际上在社区形成过程中早已产生，因此，需要从过去的空间性思维转化为时间性；第四，在解决社区矛盾时，我们一定要理性看待具体问题，辨明对错，形成程序和规范。
论坛的特色环节“议题对辩”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威利主持。该环节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场辩论的辩题是社区治理以依法治理/情感治理为主导。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汪仲启代表正方，主张社区治理以依法治理为主导。他的立论基于以下几点：第一，依法治理是底线，情感治理是表层。第二，依法治理是上限，十九大报告讲的基层治理的四化——社会化、专业化、智能化、法制化，却没有情感化。第三，实现情感治理的时间和沟通成本很高，相比之下，实现依法治理的成本较低。第四，依法治理代表了传统的中国治理。实践中发现，社区工作者确实在情感治理当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其中的悖论是，情感劳动产出的实际效果不是很理想，能够处理的事务也非常有限。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韩志明代表反方，主张社区治理以情感治理为主导。他的立论基于以下几点：第一，社区是人们生活的地方，包含了情感的元素，每个人都带着情感在社区中生活、工作和学习。第二，社区作为一个治理单元，应该满足大家的情感需要，不少社区工作都围绕这个目标去做。第三，社区内发生的很多问题可能是利益问题，但除了利益冲突之外还有情感问题。因此，很多问题可以把情感的元素带入，探寻平衡点。法律制度固然重要，但情感理顺的社区生活才会更加美好。最后，社区工作是一个“人对人、面对面”的工作，如果用好了情感工具，很多事情可能更加容易解决。
第二场辩论的辩题是社区居民权利与义务应该/很难相对均衡。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俞祖成代表正方，主张社区居民权利与义务应该相对均衡。他以马克思的名言作为依据，阐释社区居民的权利和义务为什么需要维持相对均衡状态：即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居民不仅应该享受包括法定权利在内的各种权利，也应该积极履行法定义务在内的各种义务。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凸显了人民不仅是治理成果的享受主体，更是参与治理的责任主体。这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目标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二者同时为我国社会基层治理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南。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葛天任代表反方，主张社区居民权利与义务很难相对均衡。首先，社区不只是居住社区，也是一种集体空间，社区治理的行为是一种集体行为者集体消费行为。因此，不能过于强调社区居民个人。社区居民的权利和义务可以在法律层面上追求均衡，但在社区中的集体层面上却很难实现均衡。此外，居民的权利与义务是很难划清界限：以个人时相对容易，以家庭时稍微困难，到社区时就更难。其实，形成一个社区有时候只需让渡权利或承担更多的义务。如果非要说应该保持权利和义务的均衡，这可能是一种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在很多真实状况下很难存在。
“主编对话”环节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熊易寒主持。《公共行政评论》主编、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朱亚鹏以《中国社会治理研究：趋势与特征—基于<公共行政评论>刊文分析》为题目，总结了从2016年以后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趋势：第一，目前学界关注的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已开始摆脱仅关注政府的趋势，自组织研究等关注多元的治理主体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第二，随着国家的政治背景及政策调整，关于执政党及中国特色防疫经验的研究比较多；第三，对中国特色的治理现象和问题关注日益高涨；第四，从成果角度来看，对中国经验尝试总结的、对地方治理模式进行比较的、对中国治理模式试图进行理论提炼的研究呈现出日益精细化、多样化的特点。
中央编译出版社副总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执行主编贾宇琰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办刊思路及治理方向选题取向》为题目，介绍了该刊的关注重点；第一，基于自主理论的对中国特色实践的探讨，比如说干部基层治理，疫情之下的社区治理等；第二，对技术治理的深入研究，比如新技术赋能对治理空间的重塑等；第三，传统历史下治理实践的启示，比如家庭形态，城乡社会治理的变迁等；第四，知识生产对政治话语的拓展，比如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治理共同体和政治话语之间的关系等；第五，兼顾因果逻辑和创新思维的相关稿件。
《中国行政管理》编辑高乐以《<中国行政管理>期待怎样的文章？》为主题，介绍了该刊的概况和选稿倾向。高乐表示，《中国行政管理》办刊宗旨是以学术为品质，繁荣行政管理科学；以应用为追求，推动行政管理与实践。《中国行政管理》的重点选题包括两个方向：一是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战略部署；二是关注行政管理基础理论、重大理论、前沿理论的相关问题，以期推动中国行政管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周蜀秦代表《南京社会科学》并以《纵横“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之间 治理“单位中国”与“社区中国”之道：隐藏在政治学界的社会学家》为题进行发言，并向刘建军教授的“十年树木”致敬。他认为，之所以把刘建军教授称为隐藏在政治学界的社会学家，更多源于从《单位中国》到历经十年之功完成的《社区中国》及这两套丛书，这些成果蕴含着一个跨界于社会学与政治学之间的议题。这两套丛书的形成分别代表形成规范性的手册、形成中观层面的知识体系的学术建构过程。
《探索与争鸣》副编审杜运泉发表了《中国社会治理中的技术与人——基于<探索与争鸣>刊文的分析》的演讲。他表示，社会治理这一领域是受到长期关注的重点领域。2017年以后学界更加注重对技术治理问题的研究。从趋势来看，前沿性的探索和反思性的证明相比，后者更受到关注。未来两三年内，社会心态以及包括情感治理关注度可能会升高。
最后，刘建军教授对“中国社会治理：范式与使命”社会治理高端论坛进行了总结发言。他讲解了这次论坛的两个关键词：一是使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变化是史无前例的，单就物质层面来说，它已经到达中国历史上最富足的生活状态。作为学者，应该把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进行总结与呈现，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二是范式。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达尔的《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与《江村经济》并不是在研究单薄的生活问题与基层问题，而是推动知识和范式的创新革命。我们的社会治理研究必须要超越和摆脱碎片化，去实现范式的构建。
本次论坛聚焦中国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交锋，议程设置之创新与内容之丰富受到了海内外师生与观众的好评，多次抽奖活动也掀起了观众的互动高潮。本次论坛的成功举行，对于未来中国社会治理研究具有深远意义。
